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考研指南]  [研究動態]  [佳篇共賞]  [資料匯編]  [學人風采]  [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概況] 
[共享資源]  [資源鏈接]  [學術焦點]  [新書評介]  [史學理論]  [資料大家譯]  [雁過留聲] 
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學術焦點 - 口述歷史:記憶并不能為歷史真相把關

口述歷史:記憶并不能為歷史真相把關
來源:光明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1/12/20] 瀏覽:

  《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著

  《舒蕪口述自傳》,舒蕪口述,許福蘆撰寫。

  《中國知青口述史》,劉小萌著。

  《我的抗戰》,崔永元團隊。

  自2011年9月開始,九州出版社將陸續出版“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口述歷史系列叢書。九州社總編輯王杰表示,“叢書出版原則是,保持其原貌,將其定位于歷史材料,而非流行讀物;不以市場為取向,在現有條件下,盡可能把這套書出完整,以便最大化地為相關研究者所用。”

  該套叢書現已出版有四種,分別為顧應昌的《我對大陸改革開放與臺灣建設的建言》(顧應昌,經濟學家,曾前后參與兩岸經濟改革)、徐啟明的《我所經歷的戰爭(1911-1950)》(徐啟明,國民黨第十兵團總司令)、張知本的《辛亥革命及國民黨的分裂》(張知本,民國時湖北省主席、司法行政部長)以及《臺灣土改的前前后后——農復會口述歷史》。另有近三十種已進入正常出版流程,其余部分也將陸續面世。

  “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系列作品,能被系統完整地引入出版,實為幸事。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兩岸學術交流開始深化,大陸歷史學家如楊天石,就對“臺灣中研院近史所”的口述歷史系列作品欽羨不已。史料為史學之公器,有時一則新史料的引入,足以釋一位甚至一代學者窮經皓首而未解之惑。

  歷史 發凡起例,一番艱辛

  治學者居于書房探巡書海,可有“功到學成”的自信與清凈,甘苦自得;而主事者則需周旋人事、均衡眾勢、調度格局,多煩勞艱辛之苦。正是郭廷以的協調,這一項目得以展開。

  “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工作始于1959年,主持者郭廷以(1904-1975),為唐德剛(1920-2009)的老師。當年19歲的唐德剛穿著草鞋短褲,千里跋涉,在日軍狂炸聲中來到重慶國立中央大學,他的入學面試考官即為郭廷以。多年后,唐德剛回憶郭廷以,“面目森嚴,戴著一副黑框大眼鏡,寡言鮮笑”。治學為人皆嚴謹,是郭廷以留給后人的印象。

  彼時,“中研院近史所”的創建甚為艱辛。1936年,“中研院”總干事朱家驊(1893-1963)提出增設“近史所”,遭到當時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反對,后者囿于學問視野,并不重視近代史研究,恰是中國傳統史家的偏見,即百年以內不修史,是以時間切近,無以客觀分析定論故。傅斯年的繼任者董作賓,也以相同的理由,反對成立“近史所”。

  至1955年,值胡適任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堅執設立“近史所”之議,才得以落實。但因一些德高望重者,對近代史研究仍持觀望之態,“近史所”籌備竟有十年之久,到1965年才正式設所。去年,潘光旦《何妨是書生》一書,帶著對先賢前輩之風的崇尚心情,敘寫中研院的逸事典故,他筆下中研院乃清醇學術天地,超凡脫俗,令人向往。而其實這個高等學術機構中,因派別、觀念、利益等因素,內部的斗爭排擠,也是暗流涌動,矛盾激化時,勾心斗角之事并不少。

  治學者居于書房探巡書海,可有“功到學成”的自信與清凈,甘苦自得;而主事者則需周旋人事、均衡眾勢、調度格局,多煩勞艱辛之苦。郭廷以先是任“近史所”籌備處處長,后任所長,因近代史研究的價值以及“近史所”存在的意義,仍處于不確定狀態,發凡起例,處處受制,他一度強撐苦熬,風雨飄搖,常陷于誤解與偏見,在寂寞孤苦中勉力前行。

  《辛亥革命及國民黨的分裂》,口述者張知本,沈云龍訪問。

  《臺灣土改的前前后后》,訪問整理黃俊杰。

  《我對大陸改革開放與臺灣建設的建言》,口述顧應昌,訪問劉素芬等。

  《我所經歷的戰爭(1911-1950)》,口述徐啟明,訪問陳恭存。

  郭廷以接受采訪。資料圖片

  郭廷以(左二)與友人合影。資料圖片

  閱讀 口述歷史,追尋真相

  對于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而言,“近史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歷史工作,既是填補了歷史空白,也訓練了一批史學工作者。

  “近史所”在籌備之初,主要工作一為收集史料,二為專題研究,三為編纂完整之近代中國史,除商請外交部將舊藏清末總理衙門、外務部及民國初年外交部檔案移交作為主要研究材料外,預算微薄,可謂白手起家。又因軍閥割據、北伐、抗戰以及政權易幟,史料散失甚多,口述歷史,有助史料的補充。當時,與民國軍政、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直接有關之重要人物,很多尚健在,他們便成為“近史所”口述歷史對象。

  為解經費之困厄,朱家驊與郭廷以商議后,決定尋求外援,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庭、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等人的幫助下,“近史所”先后得到來自哥倫比亞大學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的支持。福特基金會的支助,歷時十年(1962-1971),總額43萬美元,用于“近史所”檔案編輯和專題研究,充實圖書設備,派遣研究人員至海外進修。

  在福特基金的支持的十年內,“近史所”的口述歷史工作進展順利,共訪問七十余人,其中以軍事將領居多,成稿五百萬余言,另搜集回憶錄、年譜、函札、日記等資料多份。但學術遇到資金,與學術遇到政治,有同效之亂象,當時知名學者如吳相湘,臆測郭廷以與美國的交往不符合愛國之道,又因“近史所”與哥倫比亞大學,有交換口述記錄的約定,有人指責郭廷以有賣國之嫌。郭廷以在重壓下,于1969年放開自己苦心經營十四年的“近史所”,以撰寫《中國史綱》為由,離開臺灣去美國,六年后病逝他鄉。

  現年77歲的吳章銓,曾為“近史所”研究員,師從郭廷以,后留學哥倫比亞大學,又師從唐德剛。他如此評價郭廷以:“郭先生是非常用功,扎實,立足于史料,有獨立見解和獨立人格的學者,也是對后學非常愛護、辛勤培養、提攜的老師。”

  郭廷以一開始就把“近史所”當做一所學校,以培養近代史研究者,在福特基金申請中將“派遣研究人員至海外進修”列入其中,也是有此意向。而口述歷史工作,則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一種學術訓練,參加者多為當時年輕的研究員,他們中走出了一群近代史優秀學者,如張玉法、張朋園、陳井三、黃克武等。

  對于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而言,“近史所”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所做的口述歷史工作,既是填補了歷史空白,也訓練了一批史學工作者。1984年,“近史所”中斷十多年的口述歷史工作重新恢復,訪談對象擴展到文藝界、實業界,并注重臺灣本土歷史研究,設立專題人物口述訪談,重要的有臺灣當代史上的“二二八事變”、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等。做口述歷史工作的學術機構也愈益增多。

  最近幾年,民國歷史研究漸成熱潮,國內追逐者眾多。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自2008年便借勢出版民國重要人物的口述自傳,如陶希圣、齊世英、萬耀煌、杭立武、蔣經國等。對于讀者而言,口述歷史作品,帶著當事人豐富的見聞與細膩的感想,以聲音探入歷史,追憶述往,別有洞天。而對于研究學者而言,口述歷史作品,雖是一家之說,有時真偽難辨,但擇取多人之言,參差互現,歷史原貌可知一二。

  百年中國,因政治風云變幻,有很多灰色地帶,當事人口述歷史,點滴事實,就能照亮歷史的一方暗角。當民國愛好者,不亦樂乎追尋那段歷史時,其實中國當代史的口述歷史,也以自己的速度拓張前進。

  現實 搶救記憶,有得有失

  口述史在國內出版,已經形成一定的潮流,并擁有不少的擁躉,但也并非全無問題。做的人多,表面很熱,其實冷門。難以產生有重要影響的作品,這都是問題。

  2002年,因許福蘆《舒蕪口述歷史》出版之后,口述史的出版成為熱潮,之后既出版單行本的口述自傳,也出版專題口述歷史著作,還出版口述歷史的理論書籍,并定期出版雜志型的《口述歷史》。此后,《中國知青口述史》、《黃藥眠口述自傳》、《與歷史對話》陸續出版,雜志型的《口述歷史》也出了四輯。

  但與閱讀熱相比,口述歷史的運作并不樂觀。

  “中國近代口述歷史學會”(由唐德剛于1991年創立)副會長孔強生,在論及國內口述歷史現狀時說:“最近幾年,口述歷史,在大陸成為一個熱點名詞,但真正在做口述歷史的人,卻并不多。有時,參加大陸的口述歷史研究討論會,我會詫異地發現,與會者百分之九十都沒有親身去做,討論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而且還是比較粗淺的理論層面。所以我覺得,大陸的‘口述歷史’很泡沫化,說的人多,做的人少。表面很熱,其實冷門。”

  孔強生以唐德剛對口述歷史的定義來衡量,簡而言之,要有訪問大綱,有錄音資料,有考證,以及最后以文字形式成型,故而他認為現在很多自稱是口述歷史的作品,其實未必。“就我所關注到的,鳳凰衛視在做口述歷史,一些新聞記者在做口述歷史,但是,他們做的很多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電視媒體太注重故事性,最后未形成文字,記者談論過于寬泛,沒有關注的重點。”

  方式 去偽存真,如何可能

  口述歷史,究竟是見證歷史,還是臆造歷史,始終是受多方激烈討論的話題。忠于歷史,是口述史的難點所在。

  2010年,抗戰勝利65周年,崔永元歷時8年所制作的紀錄片《我的抗戰》面世,該紀錄片冠以“口述歷史”之名,因崔永元的明星效應,2010年成為近年來“口述歷史”的最大宣傳年。也是同一年,中國近代口述歷史學會,在國內招募大學生參加抗戰口述史工程。此二者主題相近,但仍有本質上的差別。崔永元的紀錄片是講述個人歷史,而中國近代口述歷史學會則注重存史,為即將消逝的時代留下第一手資料,以供后人研究之用。

  學者謝泳為不同史料之價值排序:傳記不如年譜,年譜不如日記,日記不如第一手檔案。他認為,口述史屬于傳記范圍,是一種特殊的傳記,“好的口述歷史作品,一定要和原始文獻對讀互證,這方面現在比較成功的作品,還是唐德剛早年完成的關于胡適和顧維鈞的傳記,因為不僅是口述,而且對讀了相關原始文獻。”

  將口述史置于傳記范圍內,未必準確。謝泳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是因為最近幾年出現在圖書市場上的,往往是個人的口述自傳,比如何方、何兆武、劉緒貽、江平等,而非專題的口述歷史。吳章銓則認為,口述歷史,主要材料來自當事人的口述,而且有意要找出當事人在歷史事件中的主觀態度和他個人的行為,同時又需要客觀地對待這些口述材料,既對口述者要負責,秉筆直書,還需要忠于歷史。一般口述史本來就是以專題對多數人訪問,保留資料為主,不是專為訪問某一個人。

  關于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一些個人的回憶,就與歷史真相存在很大偏差,很多細節經不起推敲。比如老兵王楚英回憶自己曾在溫蓋特將軍空難中死里逃生,但根據溫蓋特的權威傳記,王楚英所提供的地方、時間、機型完全不同。口述歷史,究竟是見證歷史,還是臆造歷史,成為一個質疑的焦點。

  思考 文獻互證 重在實踐

  個人原始經驗與歷史真相存在一定的距離,因此,口述歷史必須與文獻互證。在理論上,需要提倡口述歷史規范化。

  “臺灣中研院”口述歷史系列,其開展之初,即是定位為嚴肅的學術活動,目的很明確,為歷史研究者留下有價值的史料。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口述歷史同樣興起,如《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干校”告白》(賀黎、楊健)。閱讀這些口述歷史,在追尋真相的同時,也是對禁忌與秘史的一種消費。

  通往過去的路上,回憶是一個不可靠的向導。由個人回憶所塑造的歷史現場,總是難以保證不攙雜謬誤與虛構。“臺灣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克武,當年在從事二二八事件的訪談時,有一位受訪者把他從二手報刊所看到的東西,說成像是自己一手的經驗,也有許多人大談在監獄耳聞的點點滴滴。個人原始經驗與歷史真相存在一定的距離,因此,口述歷史必須與文獻互證。

  在理論上,提倡口述歷史必須規范化的學者,為數不少。但正如孔強生所言,口述歷史,重要的還是實踐。即將面世的“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口述歷史系列,既有重大人物的個人口述歷史,也有專題口述歷史,可為國內口述歷史工作者提供可參考的范本。

  《銘記:猶太人的歷史與回憶》作者約瑟夫·哈伊姆·耶魯沙爾米說:“只有那些歷史學家,那些擁有他們職業中最核心的品質,即對事實、證據、證物一絲不茍、充滿熱情的人,才能為過去的真相把關。”中國當下口述歷史之熱,始于對真相的追尋,但是,要追溯過去,依靠的仍是對事實的專業研究,而不是“回憶”本身。

  郭廷以(1904年-1975年),字量宇,河南省舞陽人。1926年東南大學歷史系畢業。執教于清華大學、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1949年赴臺,1959年起,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合作,首創口述歷史工作,以口述筆記方式,為民國史搜集資料。曾赴夏威夷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講學及研究,并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客座高級研究員。1975年病逝于美國紐約。畢生致力中國近現代史教學與研究,培植大批史學人才,為現代史學著名先驅。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系列·九州出版社部分將出版書目】

  《胡適派學人和其它派系學人沖突詳情——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

  《親歷中研院史語所七十年興衰、派系斗爭——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

  《回憶陳誠、胡適、傅斯年、錢穆、梁實秋等師友——劉 真先生訪問紀錄》

  《丁文江叔父口述黃橋望族丁氏家族興衰——丁廷楣先生訪問紀錄》

  《統一企業董事長口述人生經歷和企業發展歷程——吳修齊先生訪問紀錄》

  《國民黨沈陽防區司令王鐵漢口述歷史》

  《國民黨西安警備司令盛文口述歷史:胡宗南兵敗西北詳情》

  《國民黨靈甫艦艦長鄭天杰口述歷史:國民黨海軍抗戰事略》

  《國民黨經濟部長劉航琛口述歷史:川軍與國民黨政府博弈詳情》

  《胡宗南秘書王微口述歷史》

  采寫/記者 朱桂英

下一篇:彭小瑜:精英意識與北大歷史系上一篇:張緒山:中國文明是世界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嗎?
評論留言交流 (僅限注冊用戶,請先注冊或登錄)

 
  【注意】 發表評論必需遵守以下條例:
 1. 尊重網上道德,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2. 承擔一切因您的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3. 本站管理人員有權保留或刪除其管轄留言中的任意內容
 4. 本站有權在網站內轉載或引用您的評論
 5. 參與本評論即表明您已經閱讀并接受上述條款
最新用戶評論留言
點此查看更多評論
 
   最新文章
   熱門文章

   相關文章
实况足球8中超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