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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占軍:為學為師的典范:追憶恩師齊世榮先生
來源: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3] 瀏覽:

齊世榮先生是我的授業恩師。自1990年我有幸被先生納入門下,屈指一算,已逾26載。今年是先生90華誕,原本同門計劃搞個聚會給先生祝壽,但誰知年前先生竟因惡疾突然離世……這個噩耗引發的震驚和懵眩,恍惚就在昨天。當時想寫些文字寄托哀思,但一時間頭緒紛亂,竟不知如何下筆。如今先生誕辰日已近,卻無法再見到恩師,每思及此,不禁悲從中來。以往追隨先生問學的親身經歷如過電影般歷歷在目,先生一生為學為師的獨特風采亦一一重現眼前。不過限于弟子的眼界,本文只能敬述點滴有關恩師為學為師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以致紀念。

 

 

我是19909月正式成為齊先生的門下弟子的,但對先生的大名卻早在上中學時就知道。因為當時我們用的高級中學課本《世界歷史》是改革開放后編寫的全新教材,齊先生作為世界現代史部分的主要參編者之一名列書中,這可謂是我和先生師生緣分的開始。事實上,我對歷史的興趣始自高中階段,教我們歷史課的林老師是最初的啟蒙者,他見多識廣,曾介紹說齊先生原來當過中學老師,現在是北京師范學院的教授,很有學問云云。那時我對國內史學界的情況一無所知,但主觀上認為能編寫全國通用的高中歷史教材的人必定是了不起的大歷史學家。因此,我在1986年高考時三個志愿都填寫了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并最終以全校文科第一的考分如愿以償。要說本科階段就有要追隨先生求學的心思未免過于夸張,但畢業后繼續攻讀研究生,爭取做一名像先生那樣的大學老師的目標還是有的。

 

經過四年的學習,我在畢業前以連年獲得獎學金的優異成績獲得了86級唯一的保送攻讀研究生的資格。在選擇碩士階段的專業方向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齊先生指導的世界現代史。第一次和先生正式見面是在19904月的一個下午,在原來的東風樓(現已拆除)四層東側歷史學院的大會議室里,先生對我進行了面試。由于平時見過先生高大威嚴的樣子,又聽說過先生對學生的要求極嚴,因此在等候的時候心中一直忐忑不定。不過,出乎意料的是,見面后先生態度很和藹,他讓我坐在他身旁的沙發上,只是簡單地問了我幾個問題,如外語什么程度?是否過了六級?課外讀過哪些世界現代史方面的書?讀外文書速度如何等等,待我一一作答后,先生只是說了句好,就這樣了便起身離去。令我終生感到幸運的是,通過這次短暫的面試,終蒙先生不棄,獲得了忝列門墻的機會。從19909月開始,我正式師從先生攻讀世界現代史方向的碩士學位,19937月畢業后留校工作,先在《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編輯部做歷史編輯,后于1995年初調回歷史系任教。這期間,我報考了先生的博士,經過嚴格的考試,在1994年又幸運地得以繼續跟隨先生在職攻讀現代國際關系史方向的博士學位,直至1998年畢業。

 

在長達7—8年的學習過程中,親耳聆聽先生的教誨,學習先生傳授的知識、體悟先生治學的方法,通過一件件大事小事,漸漸地對于先生的治學風格有了一些較為深入的了解,先生貫通中西的學識和教書育人的風范也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先生年輕時曾受教于我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齊思和、翁獨健、周一良等諸位先生,老一輩學者貫通中西的史料功底和融會貫通的治史風格對先生影響很大,這首先體現在他獨特的授課內容上。

 

當時先生開設了一門名為史學方法的專業必修課。記得第一次上課先生就論及陳寅恪等大師的著述及其治史料的經驗,并要求我們課后到圖書館去把課堂上提及的著述都借來看,這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先生強調史料是治史的基礎,研究中國史和外國史都一樣,必須重視史料學的知識。作為世界史的研究生絕不能只關注外國史而忽視中國史,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且是因為在中國研究外國史必須立足于為中國服務,不懂中國史就無法進行中西比較。由于世界現代史學科是個很年輕的學科,在研究方法和史料整理方面都還需要完善,中國治史前輩積累的寶貴經驗值得認真借鑒。為了幫助我們記全筆記以便課后能夠按圖索驥,先生的講稿課后都會留給我們參考一段時間。因此,上述課程的筆記我都記得比較完整,其中引用古今中外資料的豐富程度著實令人敬佩。

 

伴隨先生身邊的時光流逝得很快,不知不覺先生已年過八旬。2010年的一天,先生把我叫去家里,指著一摞書和復印資料對我說,他上年紀了,寫不動大文章了,這些資料都是他以前收集來的,希望我能夠充分利用,寫一些有分量的論文。聽到先生這么說我心里隱隱地有些感傷,一時不知說什么好,忽然想起當時市面上正流行翻版民國時期的老教材,故靈機一動對先生說,當初聽您講的關于史料學的課印象深刻,那種中西貫通的講法現在已經鮮有人能做到。能否把講稿整理出來出版,我相信對后學會有幫助的。先生聞言說,原來的講稿都有,不過要發表還需要好好補充修改才行。先生說到做到,半年后,便送我一本《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10期,內有《談小說的史料價值》一文;此后,《談日記的史料價值》《談私人信函的史料價值》《略說文字史料的兩類:官府文書和私家記載》《談回憶錄類私人文件的史料價值》等文章相繼發表,平均一年一篇,直至2014年《史料五講》一書問世。先生以治世界近現代史聞名于當代,而此書展示了他在中國歷史及中國文獻方面的深厚功底。此書出版后,得到學界專家的高度好評,用瞿林東先生的話說就是:論述問題,征引繁富,可謂古今中外,信手拈來,使其所論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先生晚年以八十高齡,仍筆耕不輟,歷時五年把自己的史料心得流傳后人,這種該罷休時不罷休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先生治學的眼界極高,且很重視學以致用。他的著述涉及世界現代史、現代國際關系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蘇聯史、史學理論、史學方法、世界通史等多個領域,成果豐碩,見解深刻。尤為難得的是,其著述從來都是針對一些重大學術問題或全局性的實際問題,決不放無的之矢。作為先生的弟子,我平時一直注意收集先生發表的各種文字,先生治學選題的特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為經歷了激情燃燒歲月的那一代人,先生骨子里飽含著一種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因此,他的學術關注和論著指向往往與時代發展的需求高度契合,而非僅僅拘泥于個人的研究興趣。例如,19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40周年之際,第十六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聯邦德國的斯圖加特召開,先生作為首次參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在大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專題報告,針對西方學界長期忽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抗戰貢獻的實際情況,第一次從世界全局的宏觀視角,論述了中國戰場的存在及其長期抗戰對于牽制和消耗日本侵略者、配合與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國取得最終勝利等方面所做出的實際貢獻。這篇論文運用了中日英美等多國第一手史料,論證扎實有力,獲得了與會各國學者的重視和好評,其觀點至今依然是中國學者有關中國抗戰貢獻的代表性看法。在我攻讀碩士期間,先生曾多次在上課的時候以這篇論文為例,談及從世界史視角研究中國史的可能性、談及掌握外語對于運用第一手史料的必要性,特別是國際關系史研究需要多國史料互證的重要性等等,把他的研究成果運用于教學中。

 

此外,針對蘇聯解體前后社會上對于十月革命道路選擇的混亂認識,先生先后發表了《論有關十月革命的幾個問題》《從俄國十月革命到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紀念十月革命80周年》等文章;針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國崛起的時代要求,他應邀給中央政治局領導講課,闡述歷史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崛起之路,先后編寫了《世界近現代史干部讀本(1500—1945)》《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的歷史演變》《15世紀以來世界九強興衰史》(全2冊)《20世紀的歷史巨變》,主編了《強國興衰史叢書》《帝國史譯叢》系列叢書等,上述種種,充分展示了老一輩歷史學家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學以致用的現實關懷。

 

 

在治學方面,先生博學睿智,對自己的要求極為嚴格,對于學生也一樣。他容不得對學問的絲毫懈怠和馬虎,對于學生的論文從來都是認真審閱批注,而且常常還要核對引注的原文,發現問題絕不姑息,這一點在同門中是眾所周知的。我第一次被先生狠批就是因為碩士論文的標點符號,因此印象極為深刻。事情發生在1993年初,我碩士畢業前夕,由于知道先生對于論文的審核極為嚴格,因此我在撰寫碩士畢業論文時非常小心,在資料收集、行文結構、引證規范等各個方面均嚴格按照先生的要求,生怕在大的問題上有疏漏。不過當時電腦還不普及,因此學生的畢業論文一般都是手寫的初稿,我提交先生的論文稿也是自己謄寫的,結果恰恰在這里出了問題。記得先生把我叫到辦公室,指著桌上的稿子,非常嚴厲地批評我不認真,其中一句我終生難忘:標點符號都寫不好,怎么當研究生!原來稿紙上所有逗號,我都習慣性地點成了點,先生用紅筆圈改了多處,在旁邊空白畫了個大大的叉,還附上幾個大大的驚嘆號!

 

起初我對于先生的批評表面上接受,心里卻有點不以為然,覺得有點小題大做。直到后來先生上課期間多次提到研究歷史必須要養成嚴謹的學風”,“精細認真的習慣有助于培養見微知著的能力后才有所醒悟。記得他曾在課上就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否附有秘密議定書一事提問我們: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未被證實之前,如何從條約本身發現端倪?見我們面面相覷,先生拿出他主編的《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代部分第一分冊,找出條約文本,指著最后一句本條約簽字后立即生效說:這句就能說明問題!因為一般的國際條約簽署后并不立即生效,還要等待國會的批準。如《凡爾賽和約》,雖然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期間作為主要締造者已正式簽了字,但最終卻因國會沒有批準,而在美國沒有生效。那么互不侵犯條約是否例外呢?先生說他對比了其他同時期的類似條約,都沒有立即生效的。這就說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特別增加的這一句,幕后肯定別有深意:一方面說明時間緊急,有某種重大的需求要求立即生效,另一方面也說明蘇德之間就這種重大的需求已經事先達成了完全的一致。事后證明,德國既定的91日進攻波蘭的計劃和蘇德之間關于東歐和波羅的海勢力范圍的劃分達成共識是增加該句的背景。課后我按先生說的一查,果然如此。蘇聯在戰后堅決否認秘密議定書的存在,以致學界對此一直有爭論。先生在此事被證實前的1980年即將該秘密議定書全文編入《世界通史資料選輯》,附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后,顯示了其對于歷史判斷的高度自信和勇氣。當時我對先生這種明察秋毫、見微知著的嚴謹學風便極為欽佩,自己開始指導研究生后,對當初先生小題大做的深意又有了更深的體會。時至今日,看到有些學生一而再地犯馬虎的錯誤,我就常常引用自己因標點符號挨先生訓斥的故事,告誡學生們養成細致認真的治學習慣的重要性。

 

但是,跟隨先生久了,就會發現先生的批評雖然嚴厲但往往只是針對犯錯誤的學生,對于好學、上進的學生則有著更多的幫助和關愛。我在讀碩士初期就萌發了想繼續跟隨恩師學習的想法。當他得知我有意報考他的博士繼續深造后,他要求我再選學一門外語,說要想研究國際關系史,只懂英語不夠,起碼要懂兩門,否則無法利用第一手史料進行兩國互證。在問清我的意向后,他推薦我到外國語學院法語系插班學習,后來又幫助我聯系了一位法語教師進行一對一的指導。這充分體現了一個老師對于自己學生的關愛和支持。

 

在我碩士畢業留校工作后,先生要求我首先要站穩講堂、講好課,其次再讀博。在先生的指導下,我先后承擔了世界近現代史、世界當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世界現代史史料學等本科和研究生課程的教學任務,在教學過程中日益深刻地體悟到了先生所說的教學相長,教學與科研相互促進的樂趣。在這期間,我曾應約為《炎黃春秋》寫了一篇《中國放棄日本戰爭賠款的來龍去脈》的文章,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發表的幾篇學術論文也連續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先生得知后特意把我叫去,說他看了我的文章,寫得不錯,但離還有距離,要我不要自滿,要繼續努力。記得當時先生的原話是:要我說好,還差得遠呢。”2006年起我開始擔任歷史系科研副主任,2007年改系建院后又先后擔任學院科研副院長和黨委書記,這期間先生時常結合自己的經驗提醒我,行政會耽誤不少時間,要合理安排,不要丟掉了學問,也別脫離教學。先生常說:一個好(大學)教師應當在教學、科研兩方面都做出優秀成績。管理工作是為大家服務,只是階段性的工作,最終還是要回歸學術,因此學術研究應該是個人的終身目標。這些叮囑我謹記在心。

 


 

將相無種,事在人為這八個字是先生在首都師范大學建校六十周年紀念大會上對于學校創建初期白手起家精神的精辟總結。其實這更是他個人長期治學、管理的經驗總結,相對于世界史學科來說尤為貼切。首都師范大學世界史學科今天在國內位居前列,與先生等奠基前輩的這種自信和努力進取是分不開的。

 

伴隨先生身邊,時時能感受到他身上所擁有的這種與生俱來的自信與大氣,2014年是首都師范大學建校六十周年,我當時任歷史學院黨委書記,如何籌備相關活動自然是分內之事,由于前期每年教師節前后都組織攝影展,因此想搞一次書畫攝影展。我找到先生,希望他帶頭做點貢獻。先生欣然答應,揮筆寫下了八個大字:將相無種,事在人為”。他對我講這是他作為首都師范大學創業者的真實感悟。在他任系主任和校長期間,曾經遇到無數困難,但由于心中懷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高度自信,既不盲目迷信權威,也不畏懼困難,而是用扎扎實實地努力工作,推動各項事業的開展。他希望我們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對自己有高度的自信心,又要甘于踏踏實實地努力進取。我想,這八個字就是先生在治學方面那種大氣和自信的由來。

 

這種自信和大氣,使得先生在面對任何困難,乃至生死考驗時都能從容不迫。2015115日傍晚,先生的女兒齊衛華打電話告訴我,先生突發病癥,跌倒昏迷,已送中日友好醫院急救。這讓我覺得非常驚訝,因為盡管先生近年來身體消瘦明顯,但每問及他的身體狀況,都得到非常樂觀的回答。看情況緊急,我立即將情況向學校領導和郝春文院長做了匯報。當晚我和劉新成教授及其夫人王勤榕老師一起趕去醫院探望并協助聯系床位,半夜方回。次日上午再次到醫院,仰臥在病床上的先生已經清醒,看到我臉上微微露出笑容。我擔心先生頭腦是否清醒,便故意問先生:您知道我是誰嗎?先生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頓了一下,微笑著說了兩個字:廢話。這是先生對我最后的訓斥”。雖說被批了,但我的心情一下輕松了許多。也許是注意到了我緊張的樣子,先生緩緩地揮揮手連說了兩遍這算不了什么”。衛華姐說先生早在一年前就查出了癌癥,但當時瞞著沒有告訴別人,這次住院也不讓驚動別人。以后幾天,我先后到上海和臺灣出差,只能從電話短信中了解先生的病情。回京后又和師兄王祖茂一起去探望過先生,當時看先生身體雖虛弱但還能說笑,并不時關注新編中學教材的進展情況,精神狀態還好。我以為先生可以度過這一劫,至少能堅持三個月到過年。但誰知到了123日早上658分,竟接到了衛華姐的短信,說先生凌晨615去世了!這消息如同晴天霹靂,驚得我很長時間都不知所措,我不敢相信那個睿智自信、笑對病魔的恩師竟然會走得如此突然!

 

敬愛的恩師永遠離開了,離開了他親身開拓并終身致力的世界史學科,離開了他服務了一生的首都師范大學和歷史學院,離開了他始終關心與提攜的學界朋友和學生們。作為先生的親傳弟子,把先生畢生積累的治學經驗和學術思想傳承下去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總結和提煉先生對于世界史研究的獨到心得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那需要后人細致、認真的梳理、體驗和領悟方能將之繼承與傳承下去……我們會努力的,先生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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