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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薇:關于中世紀的“誤解”和“正名”
來源: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3] 瀏覽:

內容摘要


本文從分析“何謂中世紀”入手,考察了中世紀是一個“黑暗時代”的流行觀念得以形成的歷史原因,指出它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產物。繼而通過考察歷史主義的興起及其基本觀點,指出擯棄對中世紀的誤解,揭開中世紀的客觀原貌正是由此而得以實現的。最后得出結論:西方文化是“兩希文化”的產物,不了解中世紀,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近現代的文化個性。

 


 

關鍵詞:中世紀 黑暗時代 誤解 正名

 


 

長期以來,西方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時代”已經成為一種最為人們熟知的流行觀念,這種觀念又是與宗教和科學、信仰和理性是對立的觀點聯系在一起的。于是,中世紀成了愚昧和迷信,黑暗和野蠻的別名,而隨后興起的文藝復興則成為一個似乎與以往完全斷裂的光明時代。然而,進入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學術界已經從對中世紀信仰時代的極端否定中,從對近代以來的科技理性熱烈贊美的激情中冷靜下來,開始了對中世紀文明客觀理智的學術研究。于是,中世紀是一個黑暗時代的流行見解已經瓦解了。不過在國內,這種見解似乎依然流行著。因此,關于中世紀的“誤解”和“正名”問題,便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查的學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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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一詞的起源以及對中世紀的誤解


“中世紀”一詞在拉丁文中是Mediumaevum,意即“中間的時代”,英國人把它翻譯作Middle ages,法國人把它翻譯作Moyen âge,德國人把它翻譯作Mittelalter,也都是一個意思。中世紀是“古代和近代之間的一個時代。通常,人們把它的開端確定在民族大遷徙(約375-568年),更精確地說,確定在羅馬世界帝國的崩潰(476年)。一般來說,以諸多劃時代事件為標志的從15世紀到16世紀的轉折被看作是它的終結(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藝復興、1492年發現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開始)。從世界觀和宗教的角度看,還可以說中世紀只是隨著18世紀的啟蒙運動才結束的;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還可以說中世紀只是到了19世紀才結束”。[1]但究竟該詞起源于何處,學術界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認為是意大利人文主義歷史學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最先使用的。比昂多在其《羅馬衰亡以來的千年史》中擯棄了認為6世紀之后的歷史是羅馬史的繼續的傳統觀念,認為古代史已經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結束,在那之后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而這一歷史時期到比昂多自己生活的時代又已經結束了。于是他把這一歷史時期稱之為“中世紀”。用“中”這個詞,不僅意味著這段歷史時期是處在古典文化和他自己那個時代的文化這兩個文化高峰之間的低谷,而且暗含著業已開始的時代將是一個永恒的時代的意思。在這里,“中世紀”一詞在文化學上所包含的貶義已是清晰可見。


與“中世紀”一詞在文化學上關系最為密切的是Renaissance(再生,中譯“文藝復興”)這個詞。該詞最先由意大利畫家、藝術史家、建筑家喬治奧·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使用。瓦薩里從藝術史的角度出發認為,藝術產生自埃及,繁榮于希臘羅馬,而自日耳曼蠻族摧毀了西羅馬帝國之后,最優秀的藝術家、雕塑家、畫家和建筑家及其作品都被埋沒在那些著名城市的廢墟之下。而狂熱的基督徒在清除異教神的過程中,又對古代藝術進行了進一步的破壞。中世紀之后15-16世紀西歐文化的高漲,則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再生”。該詞的意大利原文為rinascita,瓦薩里最初只是用它來描述一種藝術現象,表述自己關于藝術發展史的一種觀點,并沒有用它來指稱一個時代。后來,法國人把該詞譯為renaissance,又進一步把它的起首字母大寫,終于成為一個時代的名稱,并為學術界廣泛接受。“再生”的前提是死亡,由此可見,在瓦薩里看來,藝術乃至文化在中世紀已經死亡,是15-16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把它重新喚醒的。中文譯為“復興”,也基本上保留了這一層含義。


從人文主義者關于這兩個時代的命名中,我們似乎已經可以感覺到“黑暗時代”這個曾經極為流行、并且至今仍為一些人所使用的術語了。具有戲劇性意味的是,該詞實為早期基督徒所首創,意指耶穌降生之前的人類時代,頗有點中國人所說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黑夜”的意味。但這些基督徒沒有想到,千余年之后,這個詞又被人文主義用來表述基督教取得統治地位的中世紀。據說,是意大利有“人文主義之父”稱譽的彼特拉克最先使用該詞的。彼特拉克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兩部分: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前的時代為古代,此后直到他自己的時代為“近代”。只有古代、特別是羅馬時代才是光明的時代,值得大書特書,而“近代”則是野蠻的、黑暗的,不值一提。在此之后,人文主義的思想家們面對東方的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特別是面對重新發現的光輝燦爛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對公元6世紀以來中世紀古典文化的衰落極為不滿,把占居統治地位的基督教經院文化,特別是它的粗陋的語言風格和僵化的邏輯形式斥為“野蠻的”,相反卻十分崇尚典雅富麗的古典文風,把古人奉為權威,崇拜得五體投地。尤其是天主教會奉行文化專制、禁錮思想、扼殺異端的做法,更使他們把中世紀視為一片黑暗。然而,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尚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正如羅素所說,他們只不過是“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會的威信。”[2]不過,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過分抬高古人,貶斥中世紀的思想傾向,在后來卻進一步得到了肯定和發展。伴隨著啟蒙主義運動對理性的高揚,對科學和民主的提倡,信仰主義的中世紀更加被斥為“野蠻的”、“專制的”、“未開化的”、“愚昧的”“黑暗時代”,而文藝復興則被看作是將人類從一個罪惡痛苦的深淵解放出來,帶進一個科學自由的光明世界的偉大時代,從此開始了現代文明。20世紀以前,這種觀點一直是學者們所奉行的主導觀念。特別是在瑞士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這一權威著作的影響下,這種觀點更加成為廣泛流傳的成見,對此,我們只需要舉出幾個典型例證就足以說明一切了。


18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性主義史學的代表吉本在其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寫道:“在古典文學復興以前,西歐的蠻族陷于愚昧無知的黑暗深淵中,他們的土語帶有他們習俗的粗鄙和低劣意味。這些希臘和羅馬優美典雅語風的學習者,此刻卻被引入了一個光明的和科學的新世界,一個自由的社會和一個優美的古國。……一旦天空充滿著雨露,大地就會欣欣向榮,呈現一片蓬勃的生機。”[3]


19世紀末英國歷史學家約翰·西蒙茲在自己的著作《意大利文藝復興史》中更為明確地寫道:“在文藝復興時期突然顯示其生命力的藝術和創作、知識和書籍曾長期被埋沒在我們稱之為中世紀的死海之岸……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總之,理智處在昏睡狀態,人對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一種財富一無所知”。“文藝復興把理智從地牢中解放出來。它既發現了人的內部世界,也發現了外部世界”。[4]這也就是文藝復興史學權威布克哈特所說的“人的發現”和“自然的發現”。


20世紀美國學者弗里曼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信仰的時代》中雖然承認,“我們猶如坐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卻依然堅持“宗教信仰時代”的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時期”,“這段時期夾在希臘人繁榮鼎盛的年月中顯得格外無聊,齷齪,那么沉悶,毫無生機。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兩個歷史時期中,希臘人的創造成就就如同璀璨的群星,光輝燦爛。”[5]


在我國,由于對歐洲中世紀文明更加缺乏研究,因此,把中世紀看作是一個“黑暗時代”,把文藝復興看作是和中世紀決裂的“光明時代”的觀點,恐怕至今還是一個比較普遍流行的歷史觀念。


在此,對中世紀的貶斥和對文藝復興的贊美,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文藝復興不是表現為歷史連續發展的結果,而好象是從地下突然冒出來的。針對這種現象,恩格斯曾經尖銳地指出:“這種非歷史的觀點也表現在歷史領域中。在這里,反對中世紀殘余的斗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做是由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里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6]


然而,進入本世紀中葉以后,上述觀念基本上已被擯棄,不再占居主導地位了。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霍萊斯特在他的名著《歐洲中世紀簡史》中開篇伊始就寫道:“一個世紀以前,幾乎人人都在為中世紀憂傷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類進步征途中一個漫長而毫無目標的迂回時代――窮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將羅馬帝國黃金時代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新黃金時代分隔開來。正如1860年一位歷史名家所說,在這千年之中,人類的意識‘處于夢寐或半睡半醒狀態’,意志消沉,無所事事,缺乏獨創精神,愚昧無知的教士控制著社會。十九世紀一位‘十分注意整潔的作家’,把中世紀譴責為‘不曾沐浴的千年’,而大多數人則簡單地把它看作是‘黑暗時代’。十五世紀某一時期,黑暗終于消失了。歐洲蘇醒了,滌除了污垢,又開始了思考和創造,在中世紀漫長的間歇之后,重新踏上前進的征途”。對此,霍萊斯特指出,這種陳腐的觀點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今的史學家再也不會相信這種勒普·凡·溫克爾式的理論了。經年累代的研究業已表明,中世紀社會仍在持續發生變化,而且變化甚大,乃至1300年的歐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歐洲了。史學家們現在認識到中世紀歐洲具有巨大的創造力,約在1500年左右,中世紀時代臨近結束時,歐洲的技術與政治和經濟的結構,已在世界上所有其它文明當中占有決定性的優勢”。[7]


顯然,中世紀曾經被人們誤解,并且至今仍被一些人誤解。于是,就有了為中世紀“正名”的必要,就有了為中世紀“正名”的過程,這一過程也就是走近中世紀真實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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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義的興起與中世紀的“正名”



 

中世紀是“黑暗時代”的觀點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產物,而中世紀的“正名”恰恰是伴隨著對啟蒙運動某種意義上的“反動”開始的,這就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一個重要思潮――歷史主義的興起。正是在歷史主義觀點的影響和推動下,中世紀開始被置于整個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加以把握,于是,中世紀的面紗終于被揭開,得以顯現出客觀原貌。


歷史主義完全是西方近代思維的一個產物,是18世紀主要在德國興起的浪漫主義思潮的伴生物。雅克·巴爾松寫道:“浪漫主義不是僅僅反對或推翻啟蒙時代的新古典主義的‘理性’,而是力求擴大它的視野,并憑借返回一種更為寬廣的傳統――既是民族的、大眾的、中古的和原始的傳統,也是現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傳統,來彌補它的缺陷。就其整體而言,浪漫主義既珍視理性,珍視希臘羅馬的遺產,也珍視中世紀的遺產;既珍視宗教,也珍視科學;既珍視形式的嚴謹,也珍視內容的要求;既珍視現實,也珍視理想;既珍視個人,也珍視集體;既珍視秩序,也珍視自由;既珍視人,也珍視自然”。[8]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在歷史研究領域里的表現就是歷史主義。最初,歷史主義是作為對啟蒙運動的純理性主義的反抗而登上歷史舞臺的。在發展中,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逐漸滲透到人類精神的各個領域,取得了不同的歷史形態,起到過不同的歷史作用,因而也贏得了不同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歷史主義在其形成之初卻標志著思維方式的一場重要變革。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梅涅克在其巨著《歷史主義的形成》中指出:“歷史主義的出現……是西方思維所經歷過的最偉大的精神革命之一”。[9]


盡管在歷史的沿革中,人們對歷史主義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對它在形成之初的一些基本特征,我們仍然可以作出大體上的規定。在這方面,梅涅克的觀點無疑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有益的借鑒。梅涅克認為:“歷史主義最初無非是把在從萊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偉大德意志運動中獲得的新生活原則運用到歷史生活罷了”。[10]接下來,梅涅克討論了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征。在他看來,“歷史主義的核心就在于用一種個性化的考察取代對歷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這并不意味著歷史主義完全排斥對人類生活的普遍合規律性和類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須這樣作,并且把這與它關于革新的意識融合在一起”。[11]歷史主義反對自古以來就流行的、尤其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史學所倡導的自然法理論關于千古不變的普遍人性,以及一切民族、時代和文化的理性統一性和永恒性的觀點,強調各民族、各時代的歷史和文化都因其內在機制和外在條件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獨特價值,主張具體地研究各民族、各時代的歷史和文化,從多樣化的個性中去理解歷史的統一性。對個性的這種強調導致歷史主義同樣注重發展問題。“發展的思維方式與個性化的思維方式是直接休戚相關的。在個性――無論是單個人的個性還是理性的和顯示的集體的個性――的本質中就蘊含著,它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呈現出來”。[12]沒有個性,就談不上發展;同樣,沒有發展,也談不上個性。因此,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發展的有機聯系和連續性,反對割斷歷史,認為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是發展的產物,都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都有其存在的根據和必然性。對個性和發展的這種強調帶來了思維方式的變革。過去的歷史研究都把“訓世”這種實用的教育功能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而“由于發展的思想,迄今為止支配歷史變革研究的那種被稱作實用主義的方式被克服了”。[13]歷史主義反對用抽象的理性原則,用理想的或今人的標準去概括和衡量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歷史,而是強調直覺和溝通,要求設身處地地感受和理解各時代、各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這就是歷史主義奉為圭臬的“移情原則”。


歷史主義的產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一般認為,在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那里已經出現了歷史主義的因素。為了走出人類理性的迷宮,萊布尼茨提出了單子的普遍差異律和連續律。一方面,一切單子及其構成的事物之間都具有內在的質的區別,在自然中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事物;另一方面,自然界從不飛躍,從最低級的構成無生物和植物的單子直到最高級的單子上帝,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連續的系列,這個系列中的每一個單子都是直接與上帝相通的或者相連續的,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反映著整個宇宙,都具有內在的力,都是一個力的中心。萊布尼茨的這些思想對歷史主義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最先把歷史主義態度運用于歷史研究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維科和德國思想家萊辛。維科把人類的歷史看做是一個經歷不同發展階段的有機過程,其中每一個階段都為后來階段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都具有各自的特點和價值,他們共同構成了不斷進步的歷史,因而歷史是不能割斷的。而萊辛則認為,“歷史是一個連續過程。他發展了萊布尼茨的連續性原理,并把它運用到歷史上”。[14]萊辛所關注的主要是宗教的歷史。在他看來,一切過去的和現在的宗教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任何一種宗教都不可能是完全與真理相符的,或者完全是謬誤的。它之所以與真理相符,乃是因為它反映了一定時代的人對宗教的需要;同樣,它之所以是謬誤的,乃是因為它在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已經不適應人類精神發展業已達到的水平。


歷史主義原則的確立必然導致對中世紀的重新評價。在這一過程中,18世紀下半葉德國史學家墨塞爾的思想占有開創性的地位。在墨塞爾看來,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產物,而民族精神又是與一個民族的地理、社會、經濟諸因素密切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就是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和這些因素對正在變動著的各個階級的影響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綜合。在《奧斯納布呂克史》這部名著中,“他把文化史方面的有關情況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且,他不單重視制度的研究……,而且還探索了經濟機構和政治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15]尤其突出的是,在啟蒙運動對中世紀的一片斥責聲中,墨塞爾卻高度贊揚中世紀,認為中世紀是“我們這個民族顯示出最大的民族自豪、最大的體力效能和自己民族獨具的偉大”的一個時期。[16]


墨塞爾未免把中世紀過于理想化了。但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他的觀點卻撥動了歐洲人的心弦。隨著浪漫主義的深入,墨塞爾的做法竟又被進一步發展。瑞士歷史學家米勒和德國歷史學家魯登可謂是兩位激進的代表。“米勒打算通過把中世紀的道德和成就理想化這個辦法,來喚醒他的瑞士同胞不要忘記過去的光榮”。[17]而魯登則“把中世紀德國史上的封建主義和封建時期理想化;當德國政治在1813年以后的緊張歲月里處境危殆,德國人民也愿意傾聽頌揚過去的魅力的聲音的時候,他很受歡迎”。[18]魯登的觀點充分表現了那個時代德國人在浪漫學派影響下所特有的懷舊情結。在《德國人民史》一書的序言中,魯登宣稱,“忽視德國歷史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個世代以前,中世紀還象是沒有星光的黑夜。……后來那個可怕的不幸的世代才把那堵忽視和武斷的圍墻沖破。我們對自尊的需要才把我們送回到祖先那里。……我們發現的東西使我們得到愉快,從而加強了我們進一步鉆研的愿望”。[19]


墨塞爾等人雖然矯枉過正,但畢竟喚起了歐洲學術界對中世紀歷史和文化的興趣。與墨塞爾等人差不多同時的赫爾德、黑格爾等哲學家,更多地從哲學的角度反對割斷歷史,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他們既反對啟蒙運動把中世紀看作是一種倒退,看作是社會發展中的反常的中斷的觀點,也沒有像一些浪漫學派那樣把中世紀理想化,而是把它看作是人類文化進步的一個必然的、重要的環節。他們也談到基督教對文化的限制和禁錮,但也同樣承認教會在保存和發展文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和宗教關系密切的建筑藝術和一些實用藝術在中世紀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在中世紀晚期形成的城市、同業行會、大學等等也都和教會的庇護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在他們看來,歐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學為主要特征的文化決不是一夜之間從地下冒出來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紀的母腹中逐漸地孕育成熟的。在此之后,尤其是經過主張寫歷史應“如其實在所發生的情形一樣”的蘭克學派的不懈努力,中世紀的文化終于得以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


在現代歷史學的視野中,長達千余年之久的中世紀已不再是西方歷史上的一場可怕的夢魘。中世紀的早期的確發生了文化的衰退,但這場衰退卻決不僅僅是蠻族入侵或者基督教文化專制的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古典文化自身發展的一個必然結局。而在漫長的中世紀里,基督教逐漸與蠻族融為一體,像園丁一樣小心地呵護著新生的文化嫩芽,終于使它成長為參天大樹。當然,園丁也不可避免地要求這棵樹苗按照他心目中的形象生長,于是免不了經常用暴力剪去一些不符合他要求的枝杈。但也正是這樣,才成就了中世紀乃至如今獨具特色的西方文化。其實,即便是在以反中世紀著稱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代,人們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也依然是在中世紀鍛造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形態在成熟時期所進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現代西方學者艾略特有一段名言:“一個歐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實性,然而他的言談舉止卻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傳統,并且依賴于那種文化才有其意義。……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們的整個文化也將消失。”[20]無論艾略特的斷言是否精當,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世紀的宗教文化觀念對于后世歐洲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21]西方文化是所謂“兩希文化”,即希臘羅馬的古典理性文化和希伯來基督教信仰文化的產物,忽視或不了解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就無以理解西方文化的真實個性。西方近現代的歷史是直接在中世紀歷史的基礎上產生的,把中世紀理解為與現代斷裂的黑暗時代的傳統觀念,已經不符合歷史的實際了。在當代科技文化背景下,重新審視和反思這段已經遠去的中世紀信仰的歷史,無疑也會為今天提供一份值得借鑒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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