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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榕榕 董曉佳: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拜占廷帝國皇權與軍權關系的一個范例
來源:世界歷史編輯部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8/11/27] 瀏覽:

內容提要 拜占廷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于542年病危,但不久痊愈,而帝國名將貝利撒留則因所謂“謀反”罪名受到懲處,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之間的關系由此破裂。在該事件中,皇后塞奧多拉是打擊貝利撒留的直接執行者,但事件本身則反映了拜占廷皇帝力圖防止軍隊將領坐大從而導致軍權威脅皇權這一長期存在的問題,也體現了拜占廷帝國集權制度的弊端。與此同時,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關系的惡化導致帝國對外戰事不利、內部政局不穩,成為拜占廷帝國在6世紀中期步入歷史上的衰落階段之一的推動力量。

關鍵詞 拜占廷帝國 鼠疫 查士丁尼一世 貝利撒留

6世紀40年代初,地中海地區暴發了一場波及范圍廣泛的鼠疫,對拜占廷帝國造成了嚴重影響。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于542年大規模暴發疫情。正當疫情在君士坦丁堡蔓延之時,帝國最高統治者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突然染病。不久后,查士丁尼一世奇跡般地康復,與此同時,有同僚告發將軍貝利撒留曾在查士丁尼一世染病期間密議皇位繼承事宜。由此,皇后塞奧多拉作為直接執行者,一場針對貝利撒留“謀反”的大清算拉開序幕,查士丁尼一世與貝利撒留的關系徹底惡化。隨著生態環境史的興起,有關地中海首次鼠疫的研究在國內外學界已經成為熱點問題。然而,絕大部分有關鼠疫的研究都是以鼠疫在人口、城市等經濟領域的影響作為突破口。部分學者雖然關注到拜占廷帝國政治和軍事局勢在查士丁尼一世病危時出現的危機,但是,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往往只是一筆帶過。迄今為止,國內尚未出現將生態環境史研究與政治史研究相結合,以鼠疫暴發致使皇帝病危時期皇權與軍權關系的演變為切入點,探討拜占廷帝國政治制度特點的專題研究。

有鑒于此,筆者不揣簡陋,根據普羅柯比、埃瓦格里烏斯、阿伽塞阿斯等史家的記載,從追溯查士丁尼一世病危事件的始末出發,來探討這次突發性政治事件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及后果以就教于方家。

一、 皇帝病危: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關系的轉折點


542年,地中海東部地區籠罩在鼠疫的陰霾之下,安條克、亞歷山大里亞及耶路撒冷等重要城市均受到影響。由于地處商貿要道,君士坦丁堡所受影響尤為嚴重,在鼠疫長達4個月的肆虐過程中,繁華的首都變成了人間地獄。君士坦丁堡的官員們都不敢前往皇宮。然而,正是在這種危急時刻,從首都傳出了查士丁尼一世不幸染病、生命垂危的消息,這對正處于惶惶不可終日狀態之中的帝國官員與民眾的心理而言不啻雪上加霜。皇帝病危的消息隨即傳至東部前線。根據普羅柯比的記載,正在與波斯作戰的軍官們擔心一旦查士丁尼一世病逝,皇后塞奧多拉很可能會把持朝政,他們不能容忍這種狀況的發生;但在查士丁尼康復后,東部前線的軍官們在密謀事件上開始推卸責任并相互詆毀,將軍彼得和約翰聲稱他們曾聽到貝利撒留和布澤斯(Bouzes)密議皇位繼承的問題。即使《秘史》中關于這些軍官議論朝政的記載屬實,實際上也不能證明在東部軍隊中出現了“謀反”集團,因為除了彼得與約翰所告發的貝利撒留與布澤斯私下討論皇位繼承并表達對塞奧多拉的不滿外,我們在同時期的史料中均未發現任何實質上的可稱得上政變或謀反的證據。

作為6世紀拜占廷帝國最重要的軍事將領,從查士丁尼一世上臺開始,貝利撒留在為查士丁尼一世實現征服地中海西部地區的遠大抱負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對于這樣一位出身低下,但英勇不凡、戰功卓著的部下,查士丁尼一世對其的態度從最初的信任和籠絡逐漸地轉變為后來的猜忌和雪藏。在這種態度的轉化過程中,542年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和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后果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根據普羅柯比的記載,塞奧多拉最終得知這一密議,勃然大怒,認為這一事件是直接反對她的,隨即召回了貝利撒留與布澤斯。最終,布澤斯遭到幽禁,直到26個月后才恢復自由。貝利撒留被解除了指揮權,由馬丁努斯(Martinus)代其統領東部軍隊,曾經跟隨貝利撒留的衛士、奴仆以及重要的長槍兵均被其他軍官和宦官瓜分,他的財產亦被皇后奪走。

上述事件是貝利撒留戎馬生涯中的分水嶺。在此之前,貝利撒留長年轉戰各地。在此之后,貝利撒留受到沉重打擊,從此再也未能獲得皇帝的完全信任。除在545年和549年兩度短暫統兵外,余生的大部分時間均被投閑置散,未能有所建樹。

二、 皇帝意志的直接執行者:塞奧多拉


皇帝病危之時,貝利撒留和布澤斯等東部將軍的密議直指皇后塞奧多拉;而在皇帝病愈后,清算“謀反”黨徒的過程中,塞奧多拉也是直接的執行者。實際上,塞奧多拉在貝利撒留問題上的作為符合其一貫表現,打擊權力過大、聲望過高的文臣武將是塞奧多拉皇后生涯中的常事。除了貝利撒留之外,卡帕多西亞的約翰和日耳曼努斯(Germanus)等重臣也曾遭遇到類似的政治打擊。這是由于塞奧多拉出身低下,且無子嗣,其地位與權力的提升完全得益于成為拜占廷帝國皇后并得到查士丁尼一世對她的完全信任和尊重。普羅柯比曾經記載,塞奧多拉登上皇后寶座之時,元老們、主教們和曾經觀看其表演的觀眾爭相向她表示臣服和尊重。很明顯,上述臣服與尊重在本質上來自于對于皇帝的臣服與尊重,塞奧多拉對此也心知肚明。

因此,無論是大力加強元老及各級官員覲見皇帝皇后時的禮儀規格,還是在尼卡暴動發生后力勸皇帝放棄逃跑并鎮壓起義,塞奧多拉均以保衛和加強皇帝的權力為己任。在拜占廷帝國這一高度專制國家中,當發生皇位或王朝更迭時,大臣貴族都可以改換門庭,之后他們只要效忠新的統治者,很可能能夠保留自己的富貴。但是,皇帝是絕對不能改換門庭的,奮起抗爭很可能還會獲得生機,而一旦投降則會失去一切榮華乃至自己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唯有皇后塞奧多拉與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的立場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查士丁尼一世的權力削弱或者喪失,那么出身低下且無子嗣的塞奧多拉勢必也會失去當前的權力和地位。

作為夫妻,查士丁尼一世與塞奧多拉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結成統一戰線。為了更好地控制元老和普通民眾,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奧多拉經常在公共場合進行辯論以鞏固其權力。普羅柯比指出,在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奧多拉執政期間,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們一起做的。皇帝和皇后兩人通過在同一事件上的對立來加強他們的統治,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在皇帝病危事件中,塞奧多拉繼續扮演著查士丁尼一世意志執行者的角色,用霹靂手段懲處貝利撒留,打壓一切威脅丈夫權力的因素,以維系自身的地位。埃文斯指出:“542年瘟疫暴發時,是塞奧多拉十分害怕的一段時期。因為查士丁尼一世生病,她將面臨因丈夫去世而喪失權力的可能性。”作為皇帝意志的直接執行者,塞奧多拉對多位文臣、武將和貴族元老均加以鉗制與打擊,以便扼殺可能威脅到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人物,對于貝利撒留的打擊與此一脈相承,具有相同的內在邏輯,也就是鞏固與加強皇帝的權威與地位。

 

三、 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關系發生轉折的根本原因


在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的國家中,國家的權力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的突然去世極易造成政局動蕩。即便皇帝尚未去世,只要傳出皇帝死亡的消息,帝國的政局也有發生突變的可能。在爭奪皇位的斗爭中,手握兵權且在民眾中具有威信的人更易成功。542年,當查士丁尼一世身染惡疾并由此傳出大將貝利撒留“謀反”消息之時,貝利撒留的如山軍功和赫赫威名令皇帝與皇后如骨鯁在喉,隨即采取嚴厲措施。軍權與皇權之爭是整個事件矛盾的核心,這一事件的發生暴露出拜占廷帝國政治制度中存在的嚴重缺陷。

在拜占廷帝國早期歷史中,軍權向來是皇權不可缺少的部分,大部分皇帝均御駕親征或是出身于軍營之中。軍權既是皇權的脊梁,同時又是皇權的最大威脅,皇帝只有牢固控制軍隊才能保持穩定的統治,反之軍隊就會另立新君。早期拜占廷帝國的皇帝大多出身于與軍隊關系密切的將領;與此同時,皇帝為在軍中獲得威望以及有效指揮與控制軍隊,往往親自領軍出征。一旦皇權與軍權相脫節,就極易出現動亂,如公元4世紀末5世紀初的蓋伊納斯危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沒有軍功的皇帝往往忌憚麾下頗有能力的武將,擔心其勢力逐漸坐大。

作為拜占廷帝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將軍,貝利撒留戰功卓著,早年已經在與汪達爾人和波斯人的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在拜占廷帝國內部也有很高聲望。出身不高的貝利撒留能夠取得如此成就,除了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外,可以說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查士丁尼一世即位之初的信任與提攜。然而,隨著貝利撒留的軍事才能迅速展現,并且頻頻在對外戰爭中建功立業之時,勢必會引起皇帝的忌憚和其他將領的嫉妒。如陳志強教授所指出的,貝利撒留功高蓋主的戰功想必早在汪達爾戰爭大獲全勝之際就已經引起了查士丁尼一世的警惕。

當查士丁尼一世身體狀況良好時,他能夠對外來的信息進行較為準確的判斷。在有關貝利撒留的流言傳入君士坦丁堡皇宮后,查士丁尼一世通常采用派遣宦官或皇親國戚前往督戰的方式以鉗制貝利撒留的行動。根據史家的記載,貝利撒留從汪達爾戰爭中獲得了極高的聲望,導致流言四起,一些將領在皇帝面前指責他想自立為王。因此,查士丁尼一世指派宦官所羅門(Solomon)前往北非,給貝利撒留兩種選擇:要么帶著蓋里梅爾及俘獲的汪達爾人一起回到拜占廷,要么自己留下的同時將蓋里梅爾送到拜占廷。此外,在540年前后,根據普羅柯比記載,貝利撒留試圖通過許諾哥特人成為意大利地區的統治者的方式來為帝國智取這一地區。然而,有軍官指責貝利撒留有謀朝篡位的野心,消息傳到君士坦丁堡,皇帝以需要其對波斯人作戰為由召回了貝利撒留。貝利撒留隨即啟程回國,而皇帝并未像汪達爾戰爭結束后那樣為他舉行凱旋式。由此可見,在535年、540年兩度出現貝利撒留稱王的流言后,在貝利撒留以行動表忠心的情況下,查士丁尼一世對貝利撒留雖然已經懷有戒心,但仍未完全失去對他的信任。

然而,查士丁尼一世一旦染病,上述局面便發生了顯著變化。542年鼠疫在君士坦丁堡大暴發并導致查士丁尼一世染病之時,正值貝利撒留在東部前線與波斯軍隊作戰。古代社會中,信息往往因為距離遙遠而失真。就算貝利撒留本人沒有采取行動,由于其身居高位,也很可能會被其他人趁機構陷。根據目前掌握到的資料,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貝利撒留有無與布澤斯密議皇位繼承問題。事實上,貝利撒留有無密議皇位繼承問題已并不重要,遠在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奧多拉相信他曾經密議皇位繼承問題、覬覦皇位、圖謀不軌才是關鍵。從查士丁尼一世與塞奧多拉的角度而言,他們對貝利撒留有“謀反”之嫌的擔憂是有依據的,不僅因為在汪達爾戰爭和哥特戰爭中都曾出現貝利撒留有稱王野心的傳言,而且因為貝利撒留完全具備篡位的能力和條件。普羅柯比曾記載貝利撒留之妻安東尼娜與皇后塞奧多拉鏟除重臣卡帕多西亞的約翰的計謀,其中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安東尼娜對約翰之女尤菲米婭(Euphemia)表達了其反抗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奧多拉的意愿,并展示出貝利撒留的實力,由此令約翰十分放心和高興。《秘史》中也提到,貝利撒留的財富令皇帝和皇后十分不安,并且希望通過與其聯姻的方式來獲取財富。因此,在多位拜占廷將軍依靠軍隊控制朝野或憑借軍功登上皇位的先例的教訓下,對待這樣一位頗具實力的將軍,查士丁尼一世和塞奧多拉在籠絡之際,對其保持猜疑防范甚至打壓雪藏也是情理中事。

揆諸史料,正是542年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及“謀反”事件的發生導致查士丁尼一世最終舍棄了貝利撒留。在549—559年間以及559年后直至去世這長達十余年的時間中,查士丁尼一世再也未曾起用這一大將。普羅柯比在《戰史》中談到貝利撒留從意大利戰場被召回后的狀態:“皇帝對貝利撒留十分尊重,哪怕在大將日耳曼努斯戰死后,皇帝都不曾將其派往意大利戰場,而是留在了身邊,讓他頤養天年。”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貝利撒留長期在意大利與哥特人作戰,熟悉當地情況,為了讓其頤養天年而長久留在身邊的說法似乎不太符合常理。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對于這樣一位威名素著的名將,為免其在外掌握軍權而導致變亂,不如讓他解甲歸田以安皇帝之心。當然,這一推測成立的前提是皇帝對貝利撒留的猜忌之心完全超過了對他的信任與依靠。

查士丁尼一世對貝利撒留的疑慮和猜忌在普羅柯比的一些記載中有較為明確的信息。542年,在貝利撒留從東部戰場被召回后,普羅柯比提到貝利撒留無法勸說皇帝與東部波斯進行和談。隨后,即使帝國重要將領戰死沙場,皇帝也未派遣貝利撒留出征,并以2000磅黃金為代價與波斯定下5年之約。貝利撒留無法勸說皇帝這一情況表明,他對皇帝的影響力已經削弱。普羅柯比提到,自542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直至545年再次被派往意大利戰區期間,貝利撒留飽受命運的打擊;而在之前的行文中,普羅柯比卻一直稱貝利撒留為命運所眷顧。普羅柯比對貝利撒留前后描述差異的合理解釋是貝利撒留從查士丁尼一世統治中期開始已經“失寵”。雖然在545年貝利撒留再度受命征戰意大利,然而,從545年年初出征至548年被召回,貝利撒留在意大利戰場的4年多時間中,多次孤軍深入,因缺兵少糧、補給匱乏、援軍未至等原因而痛失戰機;同時,軍中對其不滿的以納爾薩斯為首的對手,多次拒絕與他合作,并向遠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進讒言。貝利撒留在意大利戰場上遭遇如此內有掣肘、外乏援兵的困境,仍舊憑借其軍事謀略力保不致全盤皆輸。

綜上所述,查士丁尼一世與貝利撒留的矛盾和關系演變恰恰反映了拜占廷帝國皇權與軍權之間的關系:皇帝需要軍隊的支持,需要保持對軍隊的控制,需要軍隊為帝國征戰;但是,皇帝對于為其立下戰功的軍隊將領難免會存有疑心,為保住皇位往往會對功高震主的將領有所防范,乃至將其消滅。而在這一事件中,兩者間潛藏的矛盾又由于皇帝病危而得以引發。

四、 皇帝病危事件與拜占廷帝國政治制度弊端的暴露


皇帝病危事件的發生反映出拜占廷帝國中央集權制度的弊端。皇帝病危消息流傳之后,之所以會引起統治階級內部出現如此激烈的權力爭奪,與拜占廷帝國頗具特色的政治制度不無關系。從君士坦丁時代開始,在以皇位血親世襲為基礎的專制制度確立后,就不斷地得到歷任拜占廷皇帝的加強。在拜占廷帝國皇帝專制制度下,皇帝擁有最高權力。陳志強教授認為,皇帝專制制度始建于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皇帝血親世襲皇權,皇帝總攬國家所有權力并擔當最高立法者和執法者,包括軍隊和宮廷在內的龐大的國家機構完全對皇帝個人負責是這一制度的主要體現。作為拜占廷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是整個統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是各個政治派別的中心與仲裁者。權力的高度集中有利于針對國內外事務進行快速反應,這一點從皇帝在很多地區發生地震等自然災害后所采取撥錢、免稅等救助舉措看到其優勢。然而,權力過于集中也會產生無法彌補的弊端。這種政治制度的核心問題在于,在位皇帝必須具有足夠能力與健康體魄以維系其地位與統治。一旦當查士丁尼一世病危而無法正常掌控國家事務時,各個派別之間潛藏的矛盾必然由于仲裁者的缺位而顯現。

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拜占廷帝國,如果說具備軍事和管理才能是挑選文臣武將的充分條件的話,忠誠則是皇帝最為關心的必要條件。這點可以從查士丁尼一世解除卡帕多西亞的約翰的職務一事窺見其端倪,“皇帝之所以最終舍棄這位頗有才干的大臣,是因為查士丁尼一世發現約翰的野心已經超越了他對自己的忠心”。只有得到皇帝信任的高官,才會進入到國家的核心統治階層中,而皇帝則會利用官員間的矛盾,對其進行制衡,以防某個官員的勢力過大。查士丁尼一世上臺之初,之所以選擇了大量出身低微、才能出眾的文臣及武將來充實其統治核心階層,原因在于相對于高貴出身或在政治領域已經頗有根基的人,他更相信那些原本出身低微,其地位和權力的提升完全依仗自己的人。

但是,一旦頗有才干的文臣武將們獲得機會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在其財富、權力和聲譽不斷膨脹后,勢必會引起皇帝的猜忌。“功高蓋主”、“富可敵國”的人歷來是統治者的勁敵,哪怕這些人達到如此地位是由于自己的提拔。對于這些文臣武將們而言,只有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表明自己的忠心,并且拉攏皇帝身邊最為信任和親近的人才能夠暫時保住平安。埃文斯指出,拜占廷宮廷中的管理模式有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哪怕是一位名望很高的將軍,如果他需要得到幫助,就必須仰仗宮廷中一位愿意相信他并且有影響力且權威的人物。然而,這類人往往不僅會引起皇帝的猜忌,更會引起同僚的嫉妒和不滿。如何平息對自己不利的流言,不僅需要行動和技巧,還需要與皇帝直接交流的機會與時間,這一點對于長期征戰在外的將軍貝利撒留而言是難以做到的。

從被查士丁尼一世看中并在波斯戰爭和汪達爾戰爭中開始嶄露頭角,到完全失去皇帝的信任遭到雪藏,貝利撒留的軍事和政治生涯持續了十余年的時間。在這十余年的時間中,皇帝一方面倚重他的軍事能力,一方面又忌憚他的軍功與威望,處處提防。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貝利撒留在與波斯人、汪達爾人和哥特人作戰之時,由于戰略局勢所限,往往難以完全避免做出令皇帝猜忌的行為,而同行的將軍和幕僚無論是由于與其性格不合,或是嫉妒其戰功,又或者是向皇帝獻媚取寵,向遠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報告貝利撒留的種種舉動。在皇帝對戰場形勢并非完全清楚的情況下,這些報告對于貝利撒留而言十分不利,而這些或多或少帶有讒言性質的匯報增加了查士丁尼一世與貝利撒留的嫌隙,并且在貝利撒留的政治生涯終結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于是,542年,當身染重病的查士丁尼一世和正為此憂慮的塞奧多拉在聽聞貝利撒留與前方將軍密議皇位繼承問題的消息之后,對其所采取的嚴厲懲罰也是意料之中的行動。

這次事件,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次普通權力斗爭:因皇帝病危而令前線軍官密謀,最終皇帝恢復健康,并與皇后化解了這次危機,“謀反”者受到了嚴厲懲處。然而,事實上,皇帝病危只是這次危機的導火索,軍權與皇權間長期存在的矛盾與斗爭在這一突發性事件暴發之時得以顯露,其深層次原因是由拜占廷帝國皇帝專制制度的弊端所致,即使這次皇帝病危事件沒有發生,拜占廷帝國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也很可能因為其他突發性的緊急事件而突顯。

五、 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關系惡化的后果


在皇帝病危及大將“謀反”和清算事件發生之后,由于包括貝利撒留在內的大量軍官牽涉其中,并遭到嚴厲懲罰,由此對帝國的政治、軍事局勢造成不利影響。

一方面,這次突發事件發生后,查士丁尼一世與貝利撒留的關系徹底破裂,對6世紀中期開始的帝國軍事局勢造成了較大影響。此事件過后,查士丁尼一世對貝利撒留從未給予過支持。548年,意大利戰場的形勢進一步惡化,貝利撒留不得不讓身為塞奧多拉好友的妻子安東尼娜前往君士坦丁堡尋求幫助。然而,在未得到任何實質性援助的情況下,貝利撒留隨即被召回君士坦丁堡。從6世紀40年代末直到6世紀50年代末一直投閑置散,直到559年帝國北部邊境危在旦夕之時,查士丁尼一世才派出貝利撒留解救危局。但在這次危機解除之后,貝利撒留再度失去軍權。無論是出于對統治者的尊重、恐懼還是對自身狀況的憂慮,從普羅柯比等史家的記載可知,貝利撒留每次受命出戰時均是全力以赴,貝利撒留對查士丁尼一世的命令表示絕對服從,并無不臣之心。然而,查士丁尼一世多次召回貝利撒留的舉動卻顯露出他對貝利撒留極度不信任的態度。約翰·W巴克認為,查士丁尼一世最大的污點是沒有認識到貝利撒留的忠誠以及對貝利撒留的卑劣打擊,而這體現了皇帝的疑心。

查士丁尼一世對其最重要的將軍貝利撒留的猜忌和不信任嚴重影響到6世紀中期帝國對外戰爭的形勢,而這一時期正是帝國在北部、東部和西部戰爭遭遇困境之時。542年貝利撒留因有“謀反”之嫌被召回君士坦丁堡時,正值帝國與波斯激戰之時。作為富有作戰經驗的統帥,貝利撒留于此時被召回君士坦丁堡接受調查,直接影響到了東部戰場的形勢。如前所述,545—548年間,貝利撒留在意大利戰場上多次遭遇錢糧短缺、士兵不足的問題,查士丁尼一世未對其多次增援的請求給予任何回應,由此嚴重影響到意大利戰爭。當然,我們現在無法估計,貝利撒留在獲得足夠軍費給養以及援軍的條件下,哥特戰爭是否能提早順利結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查士丁尼一世給予貝利撒留更多的信任、士兵、馬匹、武器、金錢,那么,在貝利撒留的領導下,拜占廷軍隊在意大利戰場上的表現想必會有所不同。普羅柯比在描述548年貝利撒留被召返回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境況時,認為貝利撒留在得到援軍的情況下仍是極有可能克敵制勝的。艾弗里爾·卡梅倫指出:“除了財政短缺的問題外,還有其他因素令拜占廷人在意大利地區最終勝利的時間延后,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對貝利撒留的不信任。盡管貝利撒留對查士丁尼一世絕對忠誠,但是貝利撒留經常被召回。如果普羅柯比在失望情緒下的記載可信的話,在日耳曼努斯(Germanus)死后,新的將軍被委派投入到意大利的戰爭中,而貝利撒留仍然待在君士坦丁堡無所事事。查士丁尼一世對其下屬的懷疑和嫉妒使其下屬難以掌握戰爭中的基本權力。”由此可見,6世紀中期帝國東、西部嚴峻的邊境形勢由于皇帝病危及后續性事件所導致的拜占廷帝國上層階級的內斗而進一步惡化。

另一方面,貝利撒留“謀反”事件發生之后,塞奧多拉對查士丁尼一世的影響進一步加強。查士丁尼一世染病期間,帝國的大部分權力暫時轉移到皇后塞奧多拉手中。在塞奧多拉的支持下,查士丁尼一世將卡帕多西亞的約翰撤職,換上了敘利亞人彼得·巴塞莫斯。此外,塞奧多拉還對查士丁尼一世的宗教政策進行干預,撤換了多個地方的主教。542年前后,塞奧多拉支持的敘利亞一性論派成員巴拉達圖斯和雅各被立為埃德薩主教,大量神職人員同時被任命。然而,皇后塞奧多拉的宗教政策并沒有緩和帝國內部的宗教爭端,反而進一步加劇了帝國內部的宗教爭論。

于是,在查士丁尼一世統治后期階段,帝國所面臨的形勢極為危險。原本的統治班底受到嚴重破壞,大批文臣武將受到懲處,由此無法解決帝國所面臨的軍事和財政困境。同時,宗教政策也因皇后的干預而出現嚴重危機。沃倫·特里高德指出:“在查士丁尼一世康復后,他發現一性論派的勢力比任何時候都要強。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急劇下降導致帝國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帝國在東部、西部和北部地區的形勢也逐漸惡化。同時,查士丁尼一世在失去了他最好的管家卡帕多西亞的約翰和最杰出的將軍貝利撒留的情況下,又面臨著軍事和財政危機。”

由此可見,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及其引發的后繼事件暴露出拜占廷帝國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當查士丁尼一世病危導致政局不穩時,這一內在缺陷得以外化,此時,恰好鼠疫在帝國境內暴發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危機(人口減少、軍隊戰斗力下降、民眾精神寄托弱化等),兩相結合之下,拜占廷帝國在6世紀中期開始步入歷史上的衰落階段之一。

綜上所述,查士丁尼與貝利撒留之間關系惡化在表面上看是由于皇帝病危所引發的偶然事件,實際上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的,是拜占廷帝國政治制度的內在弊病在緊急關頭的一次發作。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對于軍隊的控制向為拜占廷皇帝所重視:軍隊是皇帝權力的基礎,向皇帝效忠、為皇帝服務;但也時常失控,這一點在3世紀危機時尤為明顯。面對實際率領軍隊的將領,除了分散軍權以讓軍隊將領彼此制衡之外,皇帝平日倚靠的主要是將軍們的忠心。這種忠誠雖然可以通過提拔晉升與賞賜財物得以加強,但皇帝永遠也找不到方法定量測定將軍們真正的忠心程度,因此對于將軍們的懷疑在某種程度上說可謂常態,只是是否會表現出來而已。而在拜占廷帝國,皇帝集大權于一身,一旦皇帝自身突然出現問題,同時又無合法繼承者的話,政局就有出現混亂的可能,查士丁尼一世在6世紀地中海世界大瘟疫中病危導致貝利撒留受到懲處正反映了這一點,而兩者關系的惡化不僅導致帝國戰事不利,更進一步加強了可能是查士丁尼唯一真正信任的人——皇后塞奧多拉——的權勢,并對此后的政局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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