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考研指南]  [研究動態]  [佳篇共賞]  [資料匯編]  [學人風采]  [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概況] 
[共享資源]  [資源鏈接]  [學術焦點]  [新書評介]  [史學理論]  [資料大家譯]  [雁過留聲] 
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新書評介 - 學術乃天下公器——答沈國威君

學術乃天下公器——答沈國威君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8/13] 瀏覽:
馮天瑜 [學術批評網]

《文匯報》2005年1月29日刊發沈國威君的《學術“搶灘”不可取》一文,對拙作《新語探源》發表評論。本來,嚴肅的學術批評是值得歡迎的,揭示作品的成敗得失,于作者、于讀者都大有裨益,即使批評中有某些與實情不盡相符的處所,也可以本著“無則加免”的精神對待。然而,沈君之文似乎不屬此類,其總的立論,如標題所示,是不許“搶灘”,也即外人不得進入他的“學術圈地”。沈君是語言學者,長期做日中語匯交流史研究,他所說的不許“搶灘”,顯然是指,做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人,不應涉足語言學領域,尤其不應涉足“中日西語文互動”這樣的“熱鬧”課題。如果貿然邁入,竟然還出了書,這就是“搶灘”,是“趕熱鬧”。此說于實情不符,尤其有違“學術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的故訓,故不能不略作辯議。

第一,近代漢字新語的生成,當然是一個語言學問題,語言學家(如王力、高名凱等)對此做出過重要貢獻,但同時,這也是一個廣義學術問題,需要在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作觀念史的、文化史的、社會史的考析。王國維1905年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中肯定新語入華的歷史必要性與合理性,即是從文化史的大視野展開論列的,極富創識,百年后讀來,仍啟人神志。可見,專業語言學圈外的論者關于新語生成問題所發表的敘說,往往別有洞見。總之,漢字新語的研究,理當由語言學者與其他各相關學科學者分工協作,互相取長補短,聯合攻關,方可獲得真解。這種多學科交叉互動式的研究,正是今日學術發展的一大走勢。就新語生成及其意蘊的研究而言,語言學界與史學界的關系,可謂“合則雙美,分則兩傷”。以筆者接觸的語言學者而論,多持此種看法,而沈君不然,他將參與協作的非語言學界的人士呼之為到語言學界來“搶灘”,必欲逐之而后快,這顯然不是在促成“雙美”,而是在制造“兩傷”,實在太過偏狹。這是筆者不能茍同沈君之文的基本原因。

第二,筆者非語言學界中人,但愿意虛心向語言學界學習,以語言學界的已有成果作為營養,作為自己前進基地的重要部分,《新語探源》一再介紹語言學界(包括沈國威)的貢獻,除其他章節多有論及外,第五章第二節以約60頁篇幅對此作出綜述,如果是來“搶灘”,為何如此尊崇“灘主”呢!自04年9月以來,筆者應“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聘,赴日本京都繼續作“東亞漢字術語生成”研究,并與中、日、韓三國共十余名學者組成研討班,除有思想文化史學者外,還有柳父章、飛田良文等日本語言學界的耆宿,史有為等老輩中國語言學家,荒川清秀、陳力衛、李漢燮等日、中、韓中年語言學者等,他們都以頗高熱情躬親研討會,柳父章先生會后還惠贈近著,彼此砥礪。我雖未曾與沈君謀面,但出于對他作為在日本的中國語言學者的尊重,早在一年前便建議邀請他參加研討班(他尚未到會)。前來“搶灘”的人大概不會有如此誠意。

第三、筆者沒有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語言學圈內,而是在研習語學界成果的基礎上,試圖發揮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勢能,開掘新語生成所包蘊的歷史文化內涵。細心的讀者如果將拙著與沈君所著《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作比較,當可發現:純語言學論著與從思想文化史視角切入語言領域的論著,頗有差別,二者的著力點、舉例重點都大異其趣。《新語探源》用心于對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堅術語(如哲學、科學等)作較詳細的考察,并在某些有爭議的關鍵詞(如封建、經濟、自由、形而上學)的概念厘清上下工夫,在今后一個時段,筆者將繼續對這四個術語的概念變遷史作深度研究。(從這一意義言之,《新語探源》只是前期性作品)而沈君則另有關注,他從語言學角度,可以在“鉛筆”這樣的普通詞語的考證上化長達十余頁的篇幅,這是沈著所舉詞例中材料最豐富的一條。故《新語探源》與沈君《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一類語言學論著各有千秋,談不上誰對誰的“重復”。讀者正可以從兩類不同著作中獲得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信息、理念及方法論的參考。此外,拙著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來中外文化互動間的語匯變遷,重點又放在16世紀以降,更詳細展開于19、20世紀之交。以筆者閱覽所及,這樣的論著似不多見,或許有助于讀者全面把握新語生成史這一論題。誠如沈文所說,相關各段都有專論在先。然而,綜匯式的把握也是必需的,這正如有了專門史、斷代史還需要有通史一樣。而且,拙著并非新語生成問題的平鋪式“通史”,而是在面的介紹的基礎上,作點的深入,這顯然是一種非重復性的勞作。當然,拙著無論是關于面的鋪陳,還是關于點的深入,都需要進一步努力,包括需要進一步向語言學界諸先進學習。

第四、關于沈文提到的“原創性”問題,筆者以為,這個問題提得好,增強原創性確乎是當下學術的努力方向。不過,“原創”固然是學人追求的高妙境界,但在一部書中隨處“原創”,也不大可能。以沈著為例,所舉諸詞的詮釋,除“鉛筆”外,因襲前說甚多,主要是復述一批日本語言學者(山田孝雄、佐藤喜代治、森岡健二、廣田榮太郎、柳父章、飛田良文、佐藤亨等)的舊說。然而,我們并不因此斷論:沈著無原創性。因為,綜匯前說,引出新的理路或結論,也是一種創造。沈著在這方面有貢獻,《新語探源》在這方面也作出了努力,當然都還遠遠不夠。在具體詞例詮釋方面,拙著多有參考前輩及時賢處,但也有所創獲,如“科學”,歷來被認作“日制漢字詞”,而筆者在研究經世實學史過程發現,宋人早有“科學”用例,《新語探源》追溯其出典為南宋思想家陳亮、葉適的政論,他們曾多次使用的“科學”一詞,是“科舉之學”、“分科舉人之學”的省文,而西周等近代日本學者接受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關于近代知識的特點為“一科一學”的觀點,于是便以“科學”(分科之學)對譯science。故“科學”當為近代日本人借用中國古典詞對譯西洋術語(與“倫理、政治、范疇”同類),而并非如“哲學、美學、體育”那樣,是日本人運用漢字構詞法自行新創的詞。此外,拙著關于“革命”、“共和”等中堅術語的詮釋,也自有心得,并對某些流行說有所糾正。如歷來都把孫中山自稱“革命黨”的起始時間定在1895年,流行說為:1895年11月廣州起義失敗后,孫與陳少白等赴日本,在神戶登岸時,見日本報刊有“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孫讀罷報,援引《周易》語“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告誡陳少白等,今后不要再說“造反”,而應以“革命”自稱。此一情節,因出自當事人陳少白的回憶,人們自然信從,故各種史籍都如是說,包括流行海內外的幾種權威的辛亥革命史著亦如是說。早些年,已有日本學者查閱當時日本神戶、大坂諸報刊,均未發現陳少白回憶錄提及的“中國革命黨孫逸仙”字樣,但學界不大重視這一考證。而筆者認為此點至關緊要,遂于2001年2月與愛知大學同事劉柏林副教授赴神戶的孫中山紀念館考查,閱讀當年報刊(劉精于日文,所讀自然無誤),果然沒有發現上述字樣。我又將此一情節置于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分析:孫中山其時尚為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孫的成名,是倫敦蒙難,歐洲報刊一再報道以后),廣州起義失敗逃亡到神戶,如何可能報上立即報道“中國革命黨孫逸仙抵日”云云。事實上,當時日本報紙關于廣州起義的消息,都是一些道聽途說的模糊之詞,這才是當年的歷史真實。孫以“革命”自認,我的判斷是后來與宮崎等日本友人交談時形成的,這正顯示了中日兩國先進人士對漢字古典詞予以新解的共同努力,故解決此一問題,不僅是一個史學收獲,也是一個語學收獲。《新語探源》反映了我對“革命”一詞的一系列考證和思索,其論“革命”一目,約20個頁碼,與沈君論“鉛筆”的篇幅相當。我肯定沈君的“鉛筆”說有“原創性”,那么,請問沈君,我的“革命”說有沒有一些“原創性”呢?上面舉例,決非說拙著高明,而是要表述這樣一層意思:做思想文化史的人進入新語探究行列,固然有不及語學者的地方,但畢竟可以帶來某些新的視角、新的方法、新的哲思,這對于此一課題的研究,應當說是好事而決非壞事。

第五,與“原創性”相關的是“新意”問題,沈文說《新語探源》是“名家的了無新意之作”,“名家”實不敢當,然說拙著全無新意也與事實不符。除上述關于“科學”、“革命”等關鍵詞的文化史詮說略有創識外,關于利瑪竇的譯詞“上帝”、“幾何”、“地球”的考釋也都稍有新見;關于利瑪竇以“腦囊”為記識器官,對中國認“心”為思維器官習見的救正,筆者從語匯學和文化學的結合上所作的評析,也是一種學習心得。筆者以數千字篇幅對“共和”概念演化的梳理,亦自有會意處。此類例子,還可繼續列舉。當然,筆者自知創識還很不夠,需要繼續努力,故感謝沈君的鞭策。

第六,沈君對筆者大不滿意的一點是:貿然闖入,趕熱鬧。這只能說是沈君太不了解情況。其實,自上世紀80年代初我開始研習中國文化史以來,一直注意于概念的厘清問題,拙作《明清文化史散論》(1984年成集,其中的論文撰寫、發表還要早于此)、《中國古文化的奧秘》(1986)、《中華文化史》(1990)、《中華元典精神》(1994)、《月華集》(2000)中多有對于核心詞(如文化、文明、中華、中國、民主、民族等)的古今演繹、中外對接的考釋,展閱上述諸書,不難發現這一蹤跡。筆者所撰《中華文化史》上篇(下篇為何、周二君撰),列一專目《“封建”辨析》,是新時期國內探討此一史學核心術語古今演繹、中外對接間的得失的較早文字,一些重要學者在討論此一問題時,都重視我的這一辨析。筆者還寫過《厘清概念----以“封建”、“形而上學”為例》、《“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堅概念的形成》等探討術語生成、演化問題的專文。后文在辛亥革命9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大會的學術綜述專門提及拙文與日本狹間直樹教授論“民主、共和”的文章,開辟了從關鍵詞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國近代史的路數。記得在會議休息時,許多中外學人(其中不少是臺灣學人),圍著我討論近代各種關鍵詞的生成問題,足見史學界同仁對此有濃厚興趣,發現這是洞悉近代史內奧的又一扇門戶。總之,在長達二十年間,筆者一直注目于關鍵詞考析這類課題,將其視作文化史(尤其是近代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題中應有之義。而筆者在從事這類思考,并撰述這方面的習作的很長一段時間,此一課題在國內還很“冷”,并不引人注意,決非如沈文所言,筆者作關鍵詞研究,是在“趕熱鬧”、搶熱點灘頭。需要補充一句:近年此一研究在國內漸漸“熱”起來,但熱度不高,應當歡迎有志于此的學人從不同角度來做這類題目。當然,這決不意味著要發動許多人前來“大轟大嗡”。

最后說明一點情況。筆者形成《新語探源》論題構想,是1998--2001年任教于(日本)愛知大學之際,2001年4月返回武漢大學后,正式著筆撰寫,2004年3月結稿。從運思、做資料長編到撰寫完畢,前后約4、5年(并非如沈君所說“倉卒成篇”),而此間我既未在日本的愛知大學,也未在中國的武漢大學就此一課題申請過項目、爭取過經費。(申請列項、爭取經費也沒錯,不過當時我一心撲在此課題上,每天早、中、晚三個時段筆耕不輟,未能顧及申請,須知,國內申請列項是很麻煩的,而我又向來害怕事務繁劇),因此,那種”借熱鬧課題、搞大項目、爭取大筆資金”的“高校不良風氣”,與《新語探源》的構思和寫作的全過程毫不相干。還有一個細節需要說明:《新語探源》本來全無項目歸屬,我也打算就此做到底。2004年初,文稿交中華書局,不久即得到可以出版的答復。而我此時巳獲得一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項目(多人參加的集體項目),而《新語探源》所論述的主要歷史時段,以及全書題旨,大體與該項目吻合,故有朋友建議,可將其列入該項目之中(這已是《新語探源》交稿之后),于是拙著扉頁便有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基地項目‘明中葉以降中國文化現代性研究’(之一)”的字樣。

我們許多人對于時下的學風問題深懷殷憂,沈君也是行列中人,我毫不懷疑沈君救正學風的良好愿望,但我們也不能在整頓學風的旗號下,胡亂揮棒打人。沈君長期身處國外,如果要就國內學界問題發表意見,應當先將情況了解清楚,辦法之一,是與人(包括論爭對象)做平等、理性的切磋與溝通。

2005.2.4.草于 京都


下一篇:世界史是急需重點發展的基礎學科上一篇:是學術平臺,還是“私家花園”----直面社科期刊現狀
評論留言交流 (僅限注冊用戶,請先注冊或登錄)

 
  【注意】 發表評論必需遵守以下條例:
 1. 尊重網上道德,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各項有關法律法規
 2. 承擔一切因您的行為直接或間接導致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3. 本站管理人員有權保留或刪除其管轄留言中的任意內容
 4. 本站有權在網站內轉載或引用您的評論
 5. 參與本評論即表明您已經閱讀并接受上述條款
最新用戶評論留言
點此查看更多評論
 
   最新文章
   熱門文章

   相關文章
实况足球8中超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