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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的歷史與歷史研究的“假設”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8/13] 瀏覽:
張緒山 [《光明日報》]

時下有一種觀點認為,“假設”的歷史是要不得的。理由是,歷史是過去的存在,“假設”歷史等于以子虛烏有的方式虛設歷史。對于這種說法,筆者不敢茍同。首先,在歷史研究中,歷史的“假設”不可能是完全憑空的設定,人們也不可能把憑空想象的東西當作客觀發生的歷史事實而據此展開歷史論說。其次,長時段歷史的純粹“假設”也是不存在的,任何研究者不管多么異想天開,都不敢、也不會以整個歷史乃至一個歷史階段為“假設”。以中國史研究為例,可以肯定,誰也不敢“假設”秦漢、隋唐這樣的歷史階段或其中的某個王朝不存在,并以此為基礎來撰寫中國歷史或構建歷史理論,因為那樣的“假設”是沒有意義的。歷史研究者所做的“假設”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限于某個事件或事件的局部;而且即使對事件或事件的局部,也不可能完全撇開已知的歷史前提進行“假設”,而只能以已知的事實為前提做有限度的假設。絕對的“‘假定’的歷史”在歷史研究中是無法想象的。因此,所謂“‘假定’的歷史”這個命題所討論的是指在研究歷史事件或其局部時,以一定的已知條件為前提所做的“假定”。
  
那么,是否可以對歷史事件或其局部進行“假設”呢?歷史是已經發生的事件,從歷史的客觀存在性角度,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或其局部都是已經發生的,因而沒有“假設”問題。但是,任何歷史事件結局的生成雖是唯一的,但這個唯一結局在最初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歷史事件在最終成為歷史事實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多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的每一種都可能促使歷史事件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變化。正是由于這些可能性的存在,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才有價值;否則,一切都是命定,奮斗有何意義?舉例來說,三國時代著名的赤壁之戰以曹操失敗而告終,作為歷史上的客觀事件,就其存在性而言,這個結局是唯一的,是沒有也無需“假設”另外的結局的,但我們在研究赤壁之戰時,是否可以“假設”曹操獲勝這一結局呢?事實上,“曹操獲勝”這種可能性在赤壁之戰結束之前是一直存在的,并非子虛烏有,它是一種沒有轉化為歷史事實的可能性,在一定時間內也是客觀的。如果把已經成為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比作斜傾的天平,歷史的“砝碼”最終傾向了孫、劉聯軍的話,那么,在天平發生傾斜前,天平另一端的曹操軍事力量的存在是客觀的,而且這一端的力量也有使天平傾向自己一端的可能,只是各種“砝碼”的綜合最終導致了曹軍失敗的歷史事實。歷史研究者的使命就是探討造成天平傾斜的“砝碼”是什么,這些砝碼是怎樣形成以及怎樣發揮作用的。人們研究赤壁之戰,探討它的成敗得失,當然要從“曹敗而孫劉勝”這個事實出發,但也同樣可以“假設”曹操勝利這個“虛擬”的事實,在這個前提下找出這個“虛擬”事實成為歷史事件所需要的“砝碼”來,對比赤壁之戰中曹操的實際活動中所缺少的砝碼,從而可以很自然地找到造成曹操失敗的歷史“砝碼”。因此,無論探討歷史事件的結局,還是探討結局之外的其他可能性,都是需要且必須做出“假設”的。

但是,做出“時代錯亂性”(anachronistic)的假設在歷史分析中意義就不大。還以赤壁之戰為例。我們可以假定曹操獲勝的結局,但不能“假設”曹操擁有原子彈就可以獲得勝利,因為這種時代錯亂的假設的客觀性是不存在的,是無意義的。前些年的歷史研究和教學,在分析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和戰爭失敗的原因時,總要加上“由于沒有先進生產力,得不到先進政黨的領導”這個原因,這樣做實際上是在“假定”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和戰爭存在著得到先進政黨領導的可能性,而這顯然像“假設”曹操擁有原子彈就可以獲得勝利一樣,屬于歷史假定中的“時代錯亂”,是無意義的。

司馬遷寫《史記》的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目的是為人們提供認識歷史的鏡子;司馬光的著作被直截了當命名為《資治通鑒》,其鑒古知今的用意是再明白不過了。黑格爾認為,“我們學習歷史時知道,人們從不向歷史學習。”但他能說出這句話本身就反駁了他的這個見解,證明他是向歷史學習的。培根說“讀史使人明智”,是對史學功能的準確概括。正是史學的這個功能促使讀史之人喜歡從正反兩個方面的“假設”中探討經驗和教訓。

有人認為“假定”歷史中不是事實的東西沒有意義,其實不然。譬如,有人“假設”袁世凱在接替孫中山任總統后,能夠勵精圖治,遵守約法,發展資本主義,中國將是另一個樣子。就袁世凱違背約法、醉心帝制、開歷史倒車的歷史事實而論,這樣的“假設”自然是沒有意義的,但對于民國以來的讀史之人而言,考慮中國未來建立怎樣的制度以確保最高當權者不向獨裁者演變,遵守憲法和法律,促進中國向進步的方向發展,這樣的“假設”就富有意義。所以,如果不是簡單化地對待歷史中的“假設”,那么一些看似荒謬無意義的“假設”,從歷史的借鑒功能的角度,就不能簡單地否定其正面意義。

實際上,前輩史學家以歷史的“假設”方法成功地探討歷史的經驗教訓的例證俯拾即是。試看郭沫若在其名作《甲申三百年祭》中那有名的鏗鏘有力的“假設”:“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巖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壞了軍紀,對吳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于那樣快地便入了關。又假使李巖收復河南之議得到實現,以李巖的深得人心,必能獨當一面,把農民解放的戰斗轉化而為種族之間的戰爭。假使形成了那樣的局勢,清兵在第二年決不敢輕易冒險去攻潼關,而在潼關失守之后又決不敢那樣勞師窮追,使自成陷于絕地。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有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郭沫若全集》第4卷,第203頁)按照歷史不能假定論者的觀點,李自成的失敗和滿清入關已是歷史事實,郭沫若再做那么多的“假使”,豈非村夫野老之輩無聊而多余的廢話或夢囈?然而,郭氏所做的這些“假設”在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失敗之前確實是存在的,是沒有成為歷史事實的客觀存在。假設———恕我在這里也做一次“假設”———李自成能夠借鑒以往的歷史,大功未必不能告成。退一步說,即使這些可能性都不存在,也不能就此全部否定這些“假設”的必要性,因為它們可以為后來的革命者所面臨的相同或相似的情況提供借鑒。《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澤東的重視,被中共作為整風文件學習,難道能否認這些“假設”所顯示出的巨大價值嗎?難道當時的革命者們沒有認真對待這些“假設”,從中加以借鑒并獲得教益嗎?

恩格斯說:“在自然界和歷史的每一科學領域中,都必須從既有的事實出發。”有人以這段話為根據說明歷史研究中不能“假設”,其實這是對恩格斯見解的誤解。自然界和歷史的研究以既定的事實出發,這是科學研究的基本規則,稍具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但它并不意味著不可以從既有的事實前提做出的與現有結論不同或相反的推測和假設。如果沒有活躍而嚴密的假設,恐怕任何研究都難以進行下去。世界科學史上,當時看來異想天開的“假設”后來被證明為真理的例證不勝枚舉。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歷史學所研究的對象不具有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可實驗性和重復性。這也是大多數嚴肅的歷史研究者對自己的研究結論慎之又慎,不愿也不敢視為絕對真理的原因之一,任何人除非理智不健全,都不會也不敢認為自己可以壟斷真理;只有那些具有狂熱宗教思維特點的人,才會時時、事事認為自己真理在握。

歷史是過去的存在,但歷史研究永遠是一門“現在”的學問。在這門學問面前,“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研究方法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那種認為使用“假設”方法會得出“奇怪”的結論,搞亂人們的思想認識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杞人憂天。一個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民族,不會因為學術研究中出現的新觀點或一時看來不妥當的觀點而出現混亂;相反,墨守成規,思維呆板,思想僵化,自以為是,動輒以真理壟斷者自居,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大的危險。因為所有這些都是與我們民族需要和提倡的思想解放背道而馳的,國人對此不可不察之戒之!

(《光明日報》2004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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