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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傳統“學以致用”觀是非論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張緒山 [《光明日報》]

  在我國思想傳統上,“學 用”觀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從孔子的“學而優則仕”,到明末清初顧炎武輩的“經世致用”,清末張之洞輩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 用”思維模式于我民族可謂源遠流長、一以貫之,影響巨大且深遠。

  中國傳統社會因血緣氏族習俗的大量遺存而保留了頑強的祖先崇拜,受此影響, 中國傳統思想的“學”主要是指效仿先人,掌握其積累的實際經驗、道德修養和行為禮儀等。在中國社會中居于主導地位的儒家思想,其理想和終極目標是建立一個和諧(所謂“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社會。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成了傳統上一切為學之人從事“學問”的目的。“學以致用”觀的一切成敗是非皆源于此。

  從積極的方面說,“修齊治平”使命下的“學以致用”觀較早地培養了中國傳統士人的家國意識,積極向上的參與觀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些幾乎溶入中國士子血液、成為其生命意識基本因素的觀念,都受到家國意識支配下以學為用的參與觀念的影響。宋朝大學者張載提出士子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完全是“修齊治平”參與意識的翻版。唐代科舉制度的確立,從制度上保障了士子以其學識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使許多家境貧寒的士子通過科舉而進身官員階層,成為國家事務的管理者,擴大了統治基礎。16世紀初期耶穌會士利瑪竇到達中國后,很快注意到中國不同于泰西的一個明顯事實是,在這個國家中,“整個帝國由博學的、通常被視為哲學家的階層來管理,有條不紊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由他們來承擔。”中國封建文明之所以高于同時期的歐洲社會,很大程度上得因于此。

  “學以致用”觀念使傳統士子較多務實精神,較少浮泛、不切實際的玄想。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以“未知生,焉知死”為由,拒絕對來世生活作形上之論,樹立了以塵世生活為學問目標的榜樣。在中國歷史上,魏晉玄學和宋明理學一度流行,每每反過來刺激了“致用”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明末以后黃宗羲、顧炎武輩倡導“經世致用”,修正了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義理、漠視世用的空疏學風,改變了士子“天崩地解,茫然無與吾事”的做派。可以說,從屈原蒙冤投江,到陳天華難酬蹈海,以至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為民族危亡而奔走呼號,中國士子上下求索的愛國之舉無不與“治國平天下”的務實“致用”觀念息息相關。

  在對待外來文化上,“致用”思維也造就了中華民族相對寬容的心態,凡于我族類有用者,均不拒絕。胡服騎射可學而用之,胡聲胡樂亦可納而享之。外來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入華后均被接納,與土生土長的儒教、道教等和平相處。由宗教引發或主導的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在我民族歷史上是沒有的。官方對外來宗教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迫害。這種現實主義的“致用”態度有利于吸收和接納外來事物。

  但“學以致用”觀的消極影響也是明顯的。首先,功利性的“致用”目的使為學不以求真探理為鵠的,脫離了為學的應有軌道,以至“學以致用”變成了“學而優則仕”的同義詞,使士子視仕途為致用的終南捷徑。“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幾乎成為士子們下意識的為學動機。

  而且,功利的“學以致用”觀念削弱了士子追求形上真理的激情,造成形上真理信仰的缺失。戰國時代,士子們游走于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才學發揮之淋漓盡致,令人嘆為觀止,但卻缺乏真正的對“正義”和“善”的持久信仰。漢代以后,士子們往往入世致仕則以儒家思想為正宗,失意消沉則奉老莊為圭臬。儒家雖有“朝聞道夕死可也”的古訓,但為形而上的“道”或信仰而殉難者卻絕少。

  再次,以“致用”為學問的終極目標,往往使一切智力活動止步于以實用為特征的技術發明,而少進入形上的學理探索。李約瑟所著《中國科技史》詳舉了古代中國的眾多智力成果,但細加思量,其中多數成果為實用的技術性發明,而很少非實用的理論層面的成就。中國文化史上的突出現象是,有機械的發明而未創造抽象的動力學原理;有對磁石的注意和應用而沒有形成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有對凹凸鏡的觀察而沒有形成物理光學;有應用性的代數而無邏輯演繹的幾何學,等等。即使有個別的形上之論,也是特例,而非通例。

  傳統“學以致用”觀造成的弊端,在近代國人與西方的交往中表現得也很明顯。西方的堅船利炮使國人有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見識。可是,以“形下”的實用技術為追求目標終究是短視的。洋務派苦心經營的北洋水師在中日甲午海戰中灰飛煙滅,戊戌變法的破產,以及辛亥革命后新建共和體制的運轉不靈,使國人的探索終于更前進一步:“科學”和“民主”遂成為“五四運動”的旗幟,精神層面的改造成為追求的目標。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有著悠久“致用”傳統的國人也還是難以遽然改變凡事為用的心態。就在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正在柏林留學、后來成為著名學者的陳寅恪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皆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意則一。而不知實業以科學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極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學理,略有變遷,則其技不復能用。所謂最實用者,乃適成為最不實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行而上學)為根基。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9頁)在當時民族危機正盛,同樣為愛國情懷所激蕩的情勢下,陳寅恪能洞察“行而上學”于救國經世之根本性“大用”,足見其遠見卓識。同時我們也可以明白,堅定的信仰必依賴于真正非功利的、獨立不依的艱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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