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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考論》一書的論點和方法獻疑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瞿林東 [史學月刊]

作為一種宗法性的政治體制的“封邦建國”、“封國土,建諸侯”的“封建”,和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封建”是有根本區別的。《“封建”考論》對侯外廬先生“語亂天下”一語的引用,是不全面的,因而并不符合外廬先生本意。中國秦漢以后直至明清的社會,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封建社會的特點的論述。

這里,我就《“封建”考論》(以下簡稱《考論》)一書的有關觀點和方法問題,講幾點認識。

作者批評把秦以后至清代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提出三個論點:一是認為這樣就會和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國)混為一談,所以不應當叫做“封建社會”。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辨析“封”、“建”、“封建”等概念。在我看來,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二是作者認為中國把秦至清的社會歷史叫做“封建社會”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論述的。作者舉了一些例子,諸如不是領主制的社會和封建社會無涉、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無涉等等。三是作者認為,中國的這一段歷史與歐洲的封建社會不一樣,因此不應稱為“封建社會”。我認為,這三個論點都難以成立。

第一,關于封建社會的名稱不同于西周“封建”的古義,也就是封邦建國或封土建國。對于這一點,是大家都明白的,無須作太多的引證。我們知道,西周的“封建”是一種政治體制,在秦朝建立之初還討論過“封建”和郡縣孰優孰劣的問題。我們現在講的“封建”,其內涵不是“封邦建國”,而是封建社會。在中國史學界,大多研究西周歷史的人,也并不用“封建”即“封邦建國”給這個社會定性。即便是西周封建說的學者,也不是在“封邦建國”意義上講的,而是在封建社會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語。這在邏輯上并不存在概念的混淆。我們講“封邦建國”的“封建”是講政治體制,而講封建社會的“封建”是講社會形態。十分清楚的是,當人們認同了或基本認同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時,他們所稱說的封建社會,自是指一種社會形態而言,而與西周的宗法分封的“封建”無涉。如果把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封建”糾纏在一起,說成是彼此分不開,那就不僅是概念的混淆,而且是歷史研究中歷史與理論的脫節。要特別指出來的是,作者引用了侯外廬先生在1956年的一次講話,一方面批評侯外廬先生是“泛封建觀”,一方面又引用外廬先生一句很尖銳犀利的話——“中外詞匯相混,語亂天下”,以此作為不可稱說“封建社會”的佐證。但是作者忽略了在1956年后,外廬先生連續發表了幾篇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文章,而且在1972年即要出版《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一書,后來因為種種原因直到1979年才出版。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實。為什么這樣一個批評“語亂天下”的人還要繼續使用“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呢?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有的學者曾介紹說:外廬先生講,“封建”一詞已經約定俗成了,不要再糾纏了。對此,《考論》又引了另外一位研究者的話來批評侯先生“約定俗成”的說法:“約定俗成”,今天或許是可以的,在未來,我們怎么對學人交代呢?意思是說還是要“糾正”,否則將來仍會“語亂天下”。關于這個問題,退一步說,我認為不必“擔憂”。在學術史上,所謂約定俗成的例子太多了。或者用語還是那個用語,但含義已不是同一含義。比如說《易經》里就講“革命”——湯武革命,后來章太炎、孫中山也講革命,毛澤東也講革命,這個“革命”不同于《易經》所講的“革命”,是十分顯然的,它會“語亂天下”嗎?誰都知道它們含義不一樣。再如,“二十四史”里講“夷狄”,這和1840年后有的學者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個“夷”還是指中國少數民族嗎?顯然,這是指外國人。這會“語亂天下”嗎?不會的。所以我說,不必“擔心”,未來的學者自然會知道是怎么回事。

作者的第二個論點,是講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說法,缺乏理論根據,因為這和馬克思的封建觀相悖。我認為這一點也不能成立。我查閱了一些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重溫了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論點。首先,我們應當從所有制形式來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封建時代的所有制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縛于土地所有制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并支配著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系——小規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式的工業——決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榮時代,分工也是很少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頁)這像不像是講中國秦至清的社會歷史的情況?翻開中國的史書,可以發現大量的材料證明這一點。其次,從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來看,也就是說從生產過程的特點看,恩格斯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以前,即在中世紀普遍地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如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此,必然是小規模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照例也屬于生產者自己的。這是不是也符合中國的自然經濟的特點?我認為中國“中世紀”也是這樣的。再次,我們來看剝削方式。恩格斯對封建剝削作了這樣的概括: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因為人們被剝奪而離開了土地,相反的是由于他們占用土地而離不開它。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作為農奴或者依附農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必須給地主服役和交納產品。在中國古代,《漢書·食貨志》講“地著”,就是講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中國是不是具有這個特點?我看是有的。至于作者提出“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的概念來代替“封建社會”這個概念,似難以成立。其實,關于“宗法”的問題,馬克思曾經明確講過,封建主義一開始就同宗法式君主制對立。《考論》把秦以后還殘存的宗法現象和西周的宗法制度混淆起來了。西周是宗法制,講五服,行分封,尊周禮。那是嚴格的,典型的。秦以后,宗法不可能完全消失,但是和西周相比有很大的變化。自商鞅變法以后,本來意義上的宗法就逐漸破壞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有的研究者指出,秦以后是地緣政治,西周是血緣政治,這種看法自有一定道理。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也是大家長,秦以后不是如此。當然,秦以后也有分封,不僅西漢有,一直到明朝還有。但這已經不是主要的了。所謂“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從宗法方面來講,似也不能成立。說到“地主”,我想引用馬克思的一段話:“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氣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142頁)馬克思用“手推磨”和“蒸氣磨”這樣形象的比喻,把歷史上的兩種“社會關系”作了天才的概況,我們是否可以從中得到應有的啟示呢。我認為,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觀點來看,他們所概括的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可以用來說明中國自秦至清的歷史的。也就是說,可以用來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面貌的。因此,不能講中國學者把中國歷史的某個階段定名為封建社會是有悖于馬克思關于封建社會原義的。當然,《考論》可以提出這樣那樣的論點來說明白己的見解,但是所有制形式、勞動的方式以及剝削的方式是判斷一個社會性質最基本的標志,這一點是不能忽略的。

第三,作者認為中國自秦至清的歷史不同于歐洲封建社會,并引用了很多論據來證明。因此,作者認為中國也不應稱這段歷史為“封建社會”。我認為,這涉及我們用什么樣的觀點和理論來看待世界歷史。大家知道,歷史是多樣的,或者說是多樣的統一。歷史的多樣性并不影響到社會形態學說的動搖,因為這是兩回事。社會形態學說是要說明人類社會是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是在說明這個過程的發展變化,所以要劃分成若干個階段。各個地區和各個國家在某一階段上出現了不同的現象和特征,這是歷史多樣性的表現。如果認為中國和歐洲在某一個世紀或若干個世紀中歷史面貌完全是相同的,歷史研究就變得十分簡單了。如果從歷史事實出發,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一定是有差別的。但是多樣性卻不能改變在某一個發展階段上我們稱之為某種社會形態的性質。歷史是多樣的,也是統一的。就拿“中世紀”這個詞的含義來講,中國的中世紀在政治上主要是統一的,而歐洲不是這樣;中國的中世紀在意識形態上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歐洲則是以很強的宗教色彩為特征。這當然不一樣。有的學者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它有些特征和歐洲不一致,因此不能叫做封建社會,這個論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按照這個論點,是要求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歷史發展在某些階段的細節上都是一樣的,這是不可能的,這是違背歷史常識的。

最后,我想就方法問題,講幾點認識。一是作者提出了歷史分期的四條標準:“制名以指實、循舊以造新、中外義通約、形與義切合。”這四句話,從根本上看,是著眼于文字和名詞,似無從把握。我認為,用這樣的標準來討論歷史分期大概討論不出結果來。如果我們討論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生產關系、階級關系以及生產力的水平等,這才有可能討論社會歷史分期問題。一般說來,不用說討論不同的社會形態的分期,即便是討論諸如自秦至清約兩千年的歷史的分期也不能這么簡單地看待,它同樣是很復雜的。譬如說,漆俠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提出了“二黃分期”法,即以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為依據,將中國封建社會分為三個階段。外廬先生是以“安史之亂”分期,把中國封建社會劃分為前期和后期。白壽彝先生以地主階級、農民階級身份的變化、地租形態的變化以及農民起義口號的變化等五條標準,把中國封建社會分為成長、發展、繼續發展和衰老四個階段,等等。他們都沒有提出什么這個詞和哪個字意義相吻合的問題。以《考論》提出的這種方法來討論社會歷史分期,在學理上是難以成立的。

二是作者認為魏晉封建論者是“古義”與“今義”的結合論者。這種看法我也不能茍同。別的學者我不十分了解,但何茲全先生的學術見解我還是粗粗了解的,我經常和他在一起探討問題,向他請教。他的魏晉封建論絕不是說要考慮從西周的以及后來的“封建”看“古義”與“今義”的結合,我看沒有這種含義。何先生這樣介紹他的漢魏之際封建說,他寫道:“史學界的同志稱我為魏晉之際封建說的執持者,我自己則喜歡用漢魏之際封建說。因為封建生產方式的萌芽在兩漢之際已經開始,漢魏之際封建化已經完成其轉化的過程。具體地說,我曾以曹操的屯田為標志,時尚在漢獻帝建安年間,建安,仍漢也。”在20世紀30年代初,“我當時接觸馬克思、恩格斯的史學理論,是受時代思想的影響,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影響,考茨基的影響,陶希圣的影響。漢魏之際封建說受了陶希圣的影響但又不全是他的影響。在那幾年里,他的思想常變,使人無所適從。”“我從四個方面來論述漢魏之際的社會經濟變化:一、從城市到農村、從交換經濟到自然經濟;二、從編戶齊民、奴隸到部曲、客;三、從土地兼并到人口爭奪;四、從民流到地著。”(何茲全《我在史學理論方面提出過的一些問題》,見《北大史學》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8頁)以上就是何先生關于漢魏之際封建說的基本觀點,其中并不包含“封建”的古義與今義的關系。如此看來,《考論》的上述論斷可能是出于推測,或者是以偏概全,在方法上似亦不妥。

三是《考論》援引了古今中外學術史上出現的許多名詞、概念,并為之反復說明。一般來說,理論探討不能脫離對于一些專用名詞、概念的分析,但這種分析只有同事物的本質結合起來討論,才具有實際的意義。否則,只能使理論問題變得更加混亂。尤其是在討論問題時,把人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條件、學術氛圍下,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層面上提出和使用的名詞、概念牽扯到一起,用來說明某一特定的歷史問題或理論問題時,這種混亂就會顯得格外突出。如果再進一步,把這些名詞、概念又一次提升為“古義”、“今義”、“西義”等等,則離開事物的本質也就更遠,因而也就使問題更加復雜了。《考論》援引歷史上一些學者關于歷史分期或歷史階段的說法,有的是從政治特點上作出的概況,有的是從社會組織形式上作出的概況,有的就是講從“君權”到“民權”等等,這些大多不是從社會形態著眼的,以此來駁難著眼于社會形態理論的“封建社會”說(當然是秦至清為封建社會說),似乎不能“鋒芒”相對,自然也不能說明問題。

我關于《“封建”考論》在論點和方法上的這些認識和判斷,未必妥當,提出來向作者請教,也希望得到史學界同行的指正。



附記 本文是作者在一次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據錄音整理,并經作者校閱。

2008年1月8日



收稿日期2008-01-09

作者瞿林東,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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