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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學理解馬列主義封建觀――“封建”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學術研討會紀要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李根蟠 [《光明日報》]

  由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主辦、經濟所和《歷史研究》編輯部協辦的“中國社科院2007年中國古代史論壇”日前在京舉行。40余位與會學者圍繞“‘封建’名實問題與馬列主義封建觀”這一主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封建”名實問題討論的由來、實質和意義

  自秦至清的中國是否為封建社會,曾經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的中心議題。經過長期的論辯,觀點逐漸趨于一致。新中國建立以后,盡管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上限存在諸多不同觀點,但對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的封建社會性質基本上達成共識。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學者在對17年史學的反思中,質疑原來的一些“定論”,特別是90年代以來,秦以后的中國能否稱為封建社會的問題再次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與會者認為,“封建”名實的爭論表面上是對“封建”概念的不同理解,實質是承認不承認封建生產方式的普遍性、承認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的正確性、承認不承認歷史發展規律存在的問題。否定論者否定的不是“封建”之“名”,而是“封建”之“實”。這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界出現的“去社會形態化”思潮的一種表現。如果奴隸社會沒有了,封建社會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就基本上被否掉,中國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論斷也就失去依據,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和理論也就不能成立。因此,這是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重大問題。

  有的學者指出,作為否定論代表作的《“封建”考論》(以下簡稱《考論》)出版后,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說明史學界對封建社會形態的理解的確還存在著不同看法。因此,進一步開展“封建”名實問題的討論,對于我們正確理解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深化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如何認識和看待“封建”概念的演變

  “封建”名實的討論,是從如何認識和對待“封建”概念的演變開始的。《考論》認為西歐以“封土封臣”為核心的feudalismus是“封建”的本義,馬克思是在西歐的意義上談封建的。離開了“封建”本義的“泛封建論”,列寧開其端,在國內的首倡者是陳獨秀。“泛封建論”把秦以后的中國定為封建社會,不但違背了“封建”的古義和西義,也是與馬克思的封建社會原論相悖的。

  與會者認為,“封建”概念和其他概念一樣,有一個變化的歷史過程,不應該用凝固的老概念去“匡正”人們對鮮活的歷史的認識。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觀雖然淵源于“西義”封建,但又超越于“西義”封建,他們把“封建”視為生產方式,視為人類歷史上的主要社會形態之一。列寧雖然拓展了封建概念,但實際上與馬恩的思想一脈相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在馬列主義封建觀和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的指導下,從中國實際出發,論定戰國秦漢以后屬于封建社會,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論。這種認識的正確性,被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所證實,是對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繼承和發展。把它稱為“泛封建觀”,認為它“與馬克思封建社會的原論相悖”,是站不住腳的。運用“封建制度”這一范疇來研究中國歷史,并沒有產生與西方中世紀或西周“封建”的混同,反而能夠更好彰顯中國封建社會的特色。“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廣泛運用,反映了中國史學界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幾代學人推進史學理論建設的成果,這其中既包含了老一代的實證史學的貢獻,也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這種貢獻,究其本質是學術性的,是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的嘗試,是不可以輕易加以否定的。

  不少與會者指出,名詞、概念古今含義的變化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借用中國固有的名詞翻譯外來的新概念,有的已經完全離開原義,有的僅僅與原義保持某種聯系。但約定俗成以后,一般都不會引起誤解。如果一一“正名”,不但不勝其煩,反而徒增混亂。針對《考論》用“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等新詞替代“封建社會”這一約定俗成簡單明了的名稱,與會者指出,“宗法”、“專制”、“地主”等概念,馬恩在論述西歐封建主義時均已使用,這些新詞不可能構成區別于封建社會的體現中國特點的科學概念,而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也有學者介紹了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界對“封建主義”概念的反思,介紹了他們從反對無限擴展廣義的封建概念到否定以“封土封臣”為核心的狹義封建主義概念的發展過程。否定狹義封建概念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封建概念比狹義封建概念好得多。因此,中國學者不可不加分析地用來作為反對在中國使用“封建主義”概念的支撐。

  如何理解馬列主義的封建觀

  如何理解和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觀和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是這次研討會的中心議題。馬恩的封建觀和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是否只適用于西歐,把秦以后的中國社會定名為封建社會是否與馬恩的封建社會原論相悖?與會者從以下幾個方面作了回答。

  1、馬恩的封建觀雖然與西義封建有淵源關系,并多從西歐的歷史實際出發談論封建,但他們一開始就把封建視為一種生產方式,一種社會形態。這是馬恩封建觀的最大貢獻。馬恩在一些著作中,把封建社會同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并列,作為人類歷史依次演進的幾個歷史階段,表述明確,不容置疑。

  2、即使是對西歐歷史的具體論述,馬恩也超越西義封建的視野,并往往從更高的層面上進行理論概括,揭示出其中帶規律性的東西,也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

  3、馬恩在講述西歐和其他地區的“封建”時,往往加上“西歐意義封建”、“拉丁封建主義”、“羅馬日耳曼封建主義”等前綴做限制詞,表明在他們的心目中還有別的地區的封建社會。事實上,他們也多次談到東亞的日本、西亞的土耳其、東歐的波蘭、橫跨歐亞大陸的俄國的封建主義等等。馬克思曾經批評科瓦列夫斯基拿印度的情況與“西歐意義的封建主義”作機械的比附,但他在另外的著作中又提到印度的“封建土地占有者”、“世襲的封建領主”等,這表明馬恩講的封建,并不限于西歐一地。

  4、作為一種社會形態,馬恩注意從經濟基礎,從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從剩余勞動的攫取方式看封建主義的本質。例如,《資本論》從剩余勞動攫取方式的角度分析了勞動地租、產品地租、貨幣地租的演進,從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特殊方式的角度分析了勞動者人身依附關系產生的必然性及其表現形式的多樣性,這些都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封建生產方式的本質及其表現形式和演變軌跡。

  有的與會者對馬恩著作中具體論述封建主義的篇章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分門別類,詳列成表,復抽出其具有普遍意義者共18項。以之觀照中國戰國秦漢以后歷史,認為馬恩所論封建社會的諸多特征也是中國具有的;把秦以后的中國稱為封建社會并不與馬恩的封建觀相悖。

  針對有的學者認為馬恩的社會形態依次演進觀念是受到古典進化論單線進化理論的影響,在馬恩著作中存在著“單線直進”和“多線異途演進”的矛盾的說法,與會者批評這種觀點違背基本的歷史事實,因為馬恩明確提出社會形態有序演進概念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比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早14年。把進化理論運用到人類學而形成人類學中的“古典進化論”則更晚。怎么能說馬恩的社會形態有序演進學說“顯然受到古典進化論的影響”呢?

  討論中還涉及如何認識馬恩的歷史規律觀的問題。有學者不贊成把“規律性”與“普世性”混為一談,認為規律性是承認歷史多樣性的統一。也有學者介紹了馬克思19世紀50到70年代對農村公社認識的變化,認為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的歷史規律觀是發展著的,指出馬克思認為歷史發展有不同的可能性,最終走什么道路取決于力量對比;歷史規律觀不是命定論。

  中外封建社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國古代(主要指秦代至清代)與西歐中世紀有無共同性,能否概括為同一社會形態,是討論的另一個熱點。與會者指出,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由于歷史條件的差異,具體的發展道路千差萬別,可能有“超越”,可能有滯后,也可能有“變異”,但大體上遵循著同一的發展規律,經歷相同或相似的發展階段。中國和西歐都經歷了封建社會經濟形態,只是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一些學者之所以把西歐中世紀和秦漢以后的中國看作兩種不同形態的社會,主要是從政治層面看問題。如果我們從經濟基礎著眼,可以發現它們的許多共同點。例如,兩者產生的生產力條件大體一致,地主都是通過地租的方式攫取農民的剩余勞動,勞動者存在人身依附等等。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領主制是同一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不同類型。

  即使從政治層面看問題,西歐和中國的差別也往往被一些人夸大了。例如,認為封建和專制不兼容,中國秦以后有專制而無封建,認為西歐和中國存在“契約權利”和“皇權專制”的對立等,是離開經濟基礎和由此決定的階級利益關系去研究的結果,并不符合歷史實際。從古羅馬的“契約法”到中世紀的“封建契約”這樣一個“契約”觀念的“鏈條”也只存在于一些人的想象之中。西歐封建社會存在主張有限君權和主張無限君權兩種傳統,中國封建社會也存在限制皇權和強化皇權兩種思想傾向。西歐的《薩克森法鑒》提到封臣對封君的“反抗權”,但10多年前的孟子已經提出更加鮮明的“誅暴君”的主張。如果我們不是把西歐封建社會局限在15世紀以前,則西歐也發展出專制主義的統治,只是表現形式與中國不一樣罷了。與會者還指出,把秦以后的中國看成完全不同于西歐封建社會的“官僚社會”,認為中國沒有統一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社會主要矛盾是“官民對立”,而不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是不正確的。

  不少與會者還提出,論辯雙方都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學風,在引用經典作家或中外學者的論述作為自己的論據時,都不能離開他們思想體系的整體,不能離開他們有關論述的背景,不能孤立引證,片面解釋,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特別對前人已經放棄的錯誤觀點,就沒有必要再去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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