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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產生不出“大憲章”精神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祝明富
關于“中國是否需要文藝復興”的討論,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從劉軍寧先生提出的“個人覺醒”到崔衛平女士提出的“個體價值的重建”,再到秋風先生提出中國需要一場“讓人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的社會復興與道德重建運動,這場討論正在由“個體的覺醒”向“群體秩序的重建”進行推進。現在,薛涌先生在《向歷史要回我們的孔子》中,(《南方周末》2007年2月1日)又將這場討論推向了“憲政制度”建設這一層面,直指這場討論的目的。

  不論是從提出這一討論命題的目的看,還是從參與討論者所頻頻引證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這一參照系看,這場討論的最終目標指向是明確的,那就是意欲推動中國現代社會建設的步伐。這個現代社會,其實既應該包含著劉軍寧先生、崔衛平女士所提出的對“個人尊嚴”、“個人權力”和“個人價值”的尊重和建設,也應該包含著秋風先生所強調的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以及積極的道德取向。這也是古典自由主義學者哈耶克所一再強調的。而要想保證這兩點的實現與共和,顯然,最終的落腳點是要有一個穩定、合理的社會制度框架。這個框架就是“憲政制度”。

  顯然,薛涌先生看到了這一點。然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是為了接續中國文化的傳統,還是考慮到中國人的“名正言順”情結,抑或是為了使人們更容易接受這場文化復興,薛涌先生在提出“憲政制度”的文化復興時,將這一復興的源頭,一下子推到了中國上古時期的“周禮秩序”,所用的參照系仍然是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當然,薛涌先生在論證這一命題時,更側重于對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分析。是的,歐洲的文藝復興,以及后來所形成的現代社會制度,它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從中起到了重要的框架作用。可是,如果認為我們也能從“周朝制度”,以及以此為藍本而總結出來的孔子學說中,復興出歐洲那樣的“文化復興”來,那無異于是緣木求魚。

  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兩個支柱

  在論及歐洲中世紀精神時,薛涌先生引用了西方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即歐洲“憲政制度”的產生,得益于具有“歐洲特色的封建制度”。在這里,我之所以說它的封建制度具有歐洲特色,是相對于中國的封建制度而言的,這一點將在后文中論及。

  正如薛涌先生所述,強大的羅馬帝國在歐洲大陸崩潰之后,歐洲大陸上出現的權力真空促使它很快形成了封建制度。然而,歐洲封建制度的最大特點是當時的歐洲人為尋求穩定的生活而自發、自愿和主動建立起來的。英國著名史學家赫·喬·韋爾斯在《世界史綱》中說:“當羅馬帝國溶解在混亂和違法的大海中的時候,(歐洲)就很迅速在經歷一次政治結晶的過程。”“封建制度的真實性是它的自覺自愿的合作”,而且“封建國家是一個私法篡奪了公法地位的國家”。正是由于這種自覺、自愿的合作——在合作的過程中,甚至還有一個自由組合的過程,歐洲的“封建制度”里面,天然地帶有契約的成分。通過這種契約,明確了各級領主的權力和義務,同時,不論是誰意欲突破這個契約,都被視為“違約行為”而不被認可。因此,后來英國的在國王要求增加稅收時,英格蘭的貴族們才敢于以武力相要挾,去限制王權的擴張。在取得成功之后,有了深刻教訓的貴族又想到將這種“契約”以文本的形式進一步明確和固定下來,即英國的《大憲章》。后來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生,那些貴族們之所以支持并參與革命,也正是因為王權對原有契約的突破,使得貴族的參與具有了合法性和正當性。

  因此,歐洲大陸上的貴族之所以在王權意欲擴張權力時,敢于出來進行阻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在形成“政治結晶”時,有一個約定相互之間權力和義務的契約。而這,也正是能從“封建制度”中推演出后來的“憲政制度”的制度基礎。

  但是,“憲政制度”并不單純是一個機械式的制度框架。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意識和觀念的支持,那個“憲政制度”必定是十分脆弱的,比放在碳火上烤焦了雞蛋殼硬不到哪里去。因為只要有一個封建強國,就可以利用武力將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國”吞并下來,再次強行建立一個統一的、專權的帝國王朝。在中世紀的歐洲,已經形成了封建制度的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國之間,發生過無數的戰爭,期間雖也有短暫的強大帝國的出現,但戰爭最終沒有將整個歐洲大陸統一起來,建立起一個高度專權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這里面,除了那些封建王國中沒有達到統一大陸的經濟、軍事實力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基督教在歐洲大陸廣泛傳播和普及所帶來的精神上的統一,以及人們平等、自主意識的覺醒。

  從五世紀基督教在歐洲確立合法地位到十一世紀時,基督教已在歐洲大地上深深地扎下根基,而且建立起了一個寵大的精神帝國。在這一時期,歐洲大陸上到處都可見到傳教士的身影,他們自由地穿梭在各個封建王國之間,不同地域之間的人們也相互通信討論著共同的信仰。英國《大百科全書》在描述這一時期時說:“基督教教義使得歐洲人在思想上交織在了一起,給了他們一種統一的感覺。”也就是說,在這一時期,在物質形態上雖然沒有統一的國家,可在精神上卻有著“統一的感覺”。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基督教教義的廣泛傳播,以及為了傳播教義而不斷普及的教育,無意之中催生出了人們自由、平等的意識。當然,正像赫·喬·韋爾斯所說:“基督教的教會和傳教士可能并沒有打算傳播平等主義的教義,但是在教會的背后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不可磨滅的人格,基督教的宣道者不由自主地播下了自由和自主的種子,并在他所到過的地方早晚會發芽成長。”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的二十年間,英國傳教士約翰·鮑爾不停地向他的農民講道:“假如我們都是出于同一父母亞當和夏娃,他們怎能說或證明他們比我們高明,假如不是他們驅使我們以我們的勞動來替他們掙錢,他們又怎能那樣得意地揮霍呢?”“當亞當掘地、夏娃紡紗時,誰是紳士?”從這些于教義中引申出來,而又充滿感情的講道中,我們不但可以很明確感受到強烈的平等意識,而且還可以從中看到以后所制定的用來調節資本與勞工關系的法律的影子。

  除此以外,在歐洲大陸上,早在古希臘時代,就有過原始的民主制度。而這一傳統也是促成歐洲文藝復興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古希臘的民主傳統和基督教所孕育出的平等、自主精神,以及封建制度中的契約意識,所有的這些文化元素,共同引發了后來的歐洲文藝復興,并從中構建和支撐了后來的“憲政制度”。

  中國的西周與歐洲的中世紀

  薛涌先生在引述了歐洲中世紀的精神之后說:“要使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主流的民主精神匯流,就必須回到孔子,回到他所維護的周禮秩序。”在薛涌先生看來,中國上古時期的周禮秩序與歐洲中世紀的歐洲價值觀非常相通。

  然而,在論證這個“非常相通”的過程中,薛涌先生只是引述了孔子和孟子的諸多論點,并得出了“和歐洲中世紀約束君權的憲政主義非常接近”的結論。他卻沒有像論證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時那樣,去詳細地考察一下“周禮秩序”是一個什么樣的秩序。這樣,就將孔子所講的“周禮”懸空,僅僅是從文字上進行論證了。而中國古文中文字的簡約性和含意的豐富性,又是很容易從中為自己的論點找到“證據”的。

  可是,周王朝時的制度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制度,它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真的是“非常相通”的嗎?

  大約在公元前1050年至1025年間,偏踞于中國西部的周國在周文王的帶領下,向中原地區的殷王朝進攻。結果文王戰死,其子武王繼位后繼續對殷紂王進攻,此即“武王伐紂”。然而周武王打下殷王朝后,卻把其城邦交給了武庚,即紂王之子來治理,自己又率軍回到了陜西,不久即死去。武王死,成王立。可周成王是年輕的,武庚便趁機反周,最后周成王在其叔父周公的輔佐下,平定判亂。再次打下中原之后,為了更好地保證對殷王朝故地的統治權,周王朝便敕封其世家和盟族成員分別統治舊城邦以及當時創設的新城邦。這就是中國“分封建衛”的封建制度。據歷史記載,到公元前800年,西周有200多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其中較大的封國就有25個。從中國封建制度的產生看,它與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有著根本的不同。從建立封建制度的目的上說,周朝的封建制度是為了鞏固其王權統治,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則是為了保衛個人利益;從設立方式上說,周朝封建制度的設立是王權主動地強行設置的,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則完全是自覺自愿的結果,是一次“政治結晶”的產物。

  在西周王朝時代,周天子之下是諸侯國。諸侯國中又有卿大夫,這些卿大夫還有相應的領地。這樣,西周的整個社會便形成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及宮廷侍從等諸多層級。為了確保這一制度的穩定,據說周公制定了一套“禮”,也就是孔子后來一再禮贊的“周禮”。

  “周禮”的基本內容主要是制定了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及宮廷侍從的祭祀、器用和行為的不同標準。比如在祭祀上,只有周天子才能祭天,而諸侯、卿大夫等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在器用上,從天子到士,則詳細規定了可以分別穿什么樣的服飾,用什么樣的器具;在行為上,則規定不同的人可以跳什么樣的舞,唱什么的歌等;此外還有諸侯見了天子應行什么樣的禮儀,卿大夫見了諸侯該行什么樣的禮儀等。例如樂舞,天子可用八佾,即八八六十四人舞,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只能用二佾。這些“禮”是極其嚴格的,絕對不可僭越。所以,孔子對魯國正卿季孫氏在家里私自辦起了“八佾”舞會十分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認為是不可饒恕的越軌行為。所以,在維護“封建制度”的方法上,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也是用著根本不同的方法。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用的是契約精神,來約定彼此的權力和義務。而契約本身,便有訂立契約的雙方有平等的成分。周王朝用的則是嚴格的“禮制”。

  由此可見,所謂的“周禮”,其本質是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中用契約對君權進行約束,有著本質的不同。在這套“禮制”中,天子的特權最大,自天子以下依次遞減。因此,如果說這套“禮制”也有對權力的約束的話,那也恰恰與歐洲封建制度相反,約束的是自諸侯以下等級的權力。

  周禮之中不可能產生“大憲章”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不論是在制度的設計上,還是在制度規則中,在“周禮秩序”之中,是不可能產生出薛涌先生所期待的“大憲章”來的。

  首先,從制度框架上看,“周禮秩序”便不可能產生出具有憲政精神的“大憲章”來。周王朝的封建制度是在武力支撐下強行設置的,是家族式的分封制,是宗族實行國家統治的表現。在這套宗族制度中,下對上是一種絕對服從的關系,處于等級最頂端的天子,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都有巨大的特權。即便天子在經濟上有什么過分的要求,諸侯以下的等級也不敢提出什么反對意見,更不可能提出一個“大憲章”之類的東西,來約束和限制天子。對天子的限制只有天,所謂用山崩地陷之類的異象隱隱約約地來暗示天子做錯了什么。這種限制除了對那些內心深處還有點敬畏之感的“天子”稍有約束之外,最大的用處其實只是為后起的“準天子”爭奪王位提供神學上的支持。所以,這種嚴格的等級制度中,是根本不可能產生什么“憲政主義”的。

  其次,從禮儀規則上看,也不會從中產生出平等、自由之類的文化意識來。在這套“禮制”中,從最高一級的天子,到最底一級的士,一言一行都有嚴格的規范。這些規范除了限制、壓抑人們的思想之外,又怎么能產生出“平等”、“自由”、“自主”這些支撐“憲政制度”的文化元素來呢?

  也許孔子在依據周禮進行理論創制時,摻加進了一些薛涌先生稱之為“限制君權”的觀念,但不應忘記的是,在孔子的整個理論中,他除了反復論證“周禮”的合理性,提出“克己復禮”主張之外,還特別強調了一點,那就是要“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行。”孔子在創制他的儒學時,本身就將這套嚴格的等級制度提到了“憲法”的高度,讓人“嚴防死守”。而在這個“憲法”之中是不可能產生出體現著“人人生而平等”的現代憲政精神的。

  非但不能從“周禮秩序”中產生出“憲政”的苗牙來,而恰恰相反,這套制度卻為王權專制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在這套“周禮”之中踞于頂端的“天子”,由于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所以便具有了天然的誘惑力。隨著個別諸侯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那些自忖已擁有了相應的經濟、軍事實力的諸侯,便夢想爬上這個等級的最高端,“取而代之”。而不受制約的巨大特權,又容易使周王室日漸流于腐敗,王室的衰弱也就成為必然。王室漸衰,諸侯漸強,于是,“王者之爭”紛起,這時也就“禮崩樂壞”了。這也是周王朝末期,春秋戰國紛爭的根本原因——誰都想去占踞那個有著無上特權的王位,成為天下霸主。而一旦成為霸主,便可一言九鼎,號令諸侯,受天下擁戴,而這也就慢慢地演變出了“成王敗寇”這一中國歷史的鐵律。

  那些占踞了王位的霸主,一旦占據了它,便想永久地占有它,享用它。占有它的特權,享用它的特權,這種動力必然使那些奪得了霸主的人動用腦子,想出新的方法來固化這一特權。最后,秦始皇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后,取消“分封制”實行郡縣制,從根本制度上確保自己這一“家業”“一世、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中國由此進入漫長的王權專制時期。而這個王權專制制度也并非是一個天外來物,可以說,“周禮秩序”早就為它的出現和成長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因此,一生之中,為“周禮”唱著贊歌,并竭力推行之的孔子,在王權專制到來之后被擁上了“精神圣壇”,而由他從周禮中所總結、創制出來的儒學被推上了國家統治意識的地位,也就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非完全是后人歪曲利用的結果,因為“周禮”之中就有專制的種子。

  作為一套既有制度規范,又有精神教義內容的周禮,特別是經過了孔子的“披閱增刪”之后,當然有著合乎人類社會主流道德要求的價值觀念,其中的一些內容在今天也仍然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需要繼承和發揚,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如果幻想著從中復興出歐洲那樣的文藝復興運動來,也顯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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