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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實問題研討會發言匯編(八)
來源:國學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國學網]

馬克思歷史規律觀的發展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自由討論發言之二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十九世紀馬克思對農村公社的認識有一個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是他的歷史規律觀的發展。馬克思講的歷史規律不是命定論。歷史發展可以出現不同的可能性,最終走什么道路取決于力量對比。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并非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道路。

龐卓恒

我再談琰特殊性和普遍性、統一性與多樣性的問題。在上海的討論會上,有就的學者說馬克思是徹底的歷史特殊論者,馮天瑜先生則說馬克思的封建論只限于西歐,主要引用馬克思批評科瓦列夫斯基摘要的話,馬克思確實多次講科瓦洛夫斯基把印度說成歐洲意義的封建主義,是不對的。我在這里介紹一個背景。80年代,人民出版社剛剛出版馬克思的《歷史學筆記》,《歷史研究》要我寫一篇文章。當時我正在看《歷史學筆記》,覺得單寫《歷史學筆記》不行,必須把《歷史學筆記》和《人類學筆記》結合起來,才能看出馬克思當時為什么要做這個事情。要理解馬克思,可不能把他當一般學者看,他是站在這樣一個高度:全人類過去是怎么走過來的,今后又怎么發展。必須從這個高度才能理解馬克思。為什么寫《歷史學筆記》和《人類學筆記》?那時馬克思的身體狀況已經非常不好,燕妮去世后,加上悲痛,每天還要寫那么多,這兩本筆記一共上千萬字。這是因為他感到他對唯物史觀的探討沒有完,要加緊工作。我同意周先生說的,再有二十年馬克思也不會把東方問題都研究清楚,不可能的。這是無窮無盡的探索。但這些探索都是圍繞著普遍性和特殊性,統一性和多樣性。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什么,在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中又是如何表現的。為什么馬克思要寫人類學筆記?過去蘇聯編《馬恩全集》時說主要是為了寫“地租”那一章,探討農村公社問題。那是不對的。實際上是俄國的問題引起來的。當時,赫爾岑提出俄國完全可能保存農村公社,不走資本主義道路,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寫《資本論》第一卷時這一問題已經扯起來了,七十年代問題更加尖銳。民粹派一些理論家,革命民主主義者(不但有車爾尼雪夫斯基、赫爾岑,查蘇里奇這一代也起來了),爭論很激烈,俄國應該保留還是應該摧毀農村公社?這個爭論引起馬克思的注意。查蘇里奇直接寫信問馬克思:我們這些人自稱是您的學生,他們認為必須打破農村公社,經過資本主義,才能現代化,請問您怎么著?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思研究農村公社問題。而且馬克思確實有一個重大的思想轉變。我的文章還沒有發表,但已經講過多次這涉及他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看法。五十年代他寫《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本來結果》時,認為打碎農村公社是好事,只有打碎農村公社,才能把印度人民從奴隸制度和種姓制度中解放出來,發展資本主義,產生無產階級,然后才能搞社會主義革命。但七十年代寫人類學筆記時變了。其中寫道:菲爾這條蠢驢,居然說印度的農村公社由于經濟的必然性打碎的,實際上它是英國殖民者用暴力摧毀的。而摧毀以后,給印度人民在原來的苦難上增加了新的資本主義苦難。這時,他主張保存農村公社,避開資本主義道路。提出越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吸收資本主義成果,來實現社會主義。如果我們忽視了這個轉變,就不能全面把握馬克思的歷史規律觀。為什么他在給查蘇里奇的信那么憤怒地說:如果“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因為他并不認為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是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道路。相反,他認為西歐走上這樣的道路給人類帶來極大的苦難。但西歐走這條道路有其必然性。現在俄國完全有可能不走這條路。怎么辦?保存農村公社,吸收資本主義最先進的成果,對農村公社進行民主化的改造,保存公有制,但如果喪失現在的最好時機,繼續走農奴制改革,私有化,把農村公社土地變為私有土地,那么就會失去最佳的歷史契機,就必然會走上資本主義的痛苦道路,經歷資本主義的災難和痛苦。馬克思說的是兩種可能性,不是一種可能性。馬克思說的歷史必然性不是命定論。存在兩種發展的可能性,看哪一種力量占優勢。馬克思的這種規律觀,有些同志不理解。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和周先生可能有點分歧。跟廖學盛先生也有分歧。

這牽涉我們現在要走什么路。現在國內外都有人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怎么區分?如果我們把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拋棄了,那就必然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共產黨反腐敗,堅持下去,搞得好,公有制的主導地位沒有拋棄,那就肯定可以走過這個“峽谷”。可以利用資本主義,但不能讓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私有制占主導,必然是資產階級占主導。共產黨要不蛻化變質,要不把你趕下臺去,要不你變成掛羊頭賣豿肉的共產黨。問題在這里。所以必然性不是命定論的必然性。為什么馬克思強調西歐的特殊性,西歐封建主義的特殊性,反過來就是東方的特殊性。我贊成溝口先生講的這個特殊性。但特殊性里面也包含了普遍性,有共同規律。馮天瑜先生、侯建新先生、黃敏蘭先生強調中國和西歐的不同,我不反對。但不同當中有沒有共同的規律,如果說沒有共同規律,我堅決反對;而且,如果說西歐的就是好的,我更不能同意。西歐在它的歷史條件下走上那種道路。為什么馬克思認為,那不是最佳的發展道路?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中文版序言中說:五百年前資本主義就有,但各個國家都在壓制它,不讓它冒出來。到15、6世紀,西歐封建主義處于特別的危機時期,資本主義控制不住冒出來了,西歐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但這不是西歐人的榮譽,而是他們的恥辱,讓人類受了五百年的資本主義的苦。好在現在快要到頭了。到二十一世紀中葉,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就可能要崩潰,那時代替它的將是一種新的世界體系。沃勒斯坦對中國抱有很大希望,他說,在這個新的世界體系中,中國人民可能發揮重大的作用。

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是最好的道路,這種觀念在中國人當中是現在才有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東方文化派說要學西方,但無論如何不能把西方那套照搬過來,要充分發揮東方文化的優勢。因為他們那時看到的西方是丑惡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梁啟超說,當時每天殺死幾萬人。二十世紀初的東方文化派都是民族的精英,梁潄凕、梁啟超、杜亞銓等。現在不少人認為西方是最好的,要想現代化,就得學得。這可以理解,二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確實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現在的資本主義確實與二戰以前有很大不同,但這決不是謝韜說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的自我揚棄。是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動階級成長起來,迫使資本主義必然要自我揚棄。

你說社會民主主義好,你學得了嗎?他的所得稅,每人至少拿出收入的30%,高的矛40%,才能進行第二次分配。我們現在這點工資,拿出30%交稅,你受得了嗎?實行得了嗎?這是生產力的限制。他們是五百年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到這個水平,而且有勞動階級的壓力,才會出現。

前天我看《參考消息》,英國人的可支配收入,這十年間,從34%下降到32%。別的都是所得稅、房貼、按掲。我在英國時,接觸一個英國副教授,他說,我現在實際上是窮人,他給我算過一筆賬,剩下可支配的收入不如我多。按購買力評價,真是這樣。

盧鐘鋒插話:01年我們到芬蘭,墨狄亞總裁年薪一百萬,但納稅40%,自己得到的只有30%。他們優越性越來越多,我們“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越來越少,越改越把原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東西改掉了。以改革的名義增加老百姓的負擔,減輕國家的負擔。因此,使一些人覺得“社會民主主義”還不錯。沒看到我們生產力水平的差距。
關于秦以后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自由討論發言之三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秦以后的中國社會,官僚和地主是否屬于同一階級,國家是否地主階級的代表,社會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還是地主階級與農民矛盾?與會者展開熱烈討論,并在相當程度上取得共識。



劉丹忱:

我想向各位學者請教一個問題:中國從秦朝到清朝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皇權和民眾之間的矛盾,還是農民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官僚和地主是否同一階級,除了官僚社會的基礎是地主經濟制以外,還有沒有其他證據說明地主和官僚是同一階級,而且證明主要矛盾是地主和農民的矛盾?



李根蟠

這個問題我沒有系統研究和深入思考,在這里,只就漢代的情況談些初步意見。

“官僚和地主是否同一階級”,我的理解恐怕是指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是否同一階級。因為一般而論,官僚不但來源于地主,而且本身就是地主。主張秦以后社會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的學者似乎也承認這一點,他們只是認為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不是一個階級,沒有統一的地主階級,也沒有統一的農民階級;庶民地主和農民一樣,都受國家和官僚的壓迫。

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或者身份性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原本是馬克思史學家對秦以后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的一種階層劃分。他們從來沒有把兩者對立起來,總是把它們視為同一階級的不同階層。他們不但具有相同的經濟地位、采取相同的剝削方式(占有土地,通過地租剝削農民),而且是相互聯系、相互轉化的。漢代有所謂“豪民”。現在研究“豪民”的著作出了不少。所謂“豪民”,就是庶民地主或庶民地主中的強有力階層。大體包括商人地主和經營地產起家的“力田”地主。“豪民”可以通過“貲選”、“察舉”、“納粟拜爵”等途徑進入官僚隊伍。官僚及其后代不當官了,也就成了“豪民”——庶民地主。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之間也有矛盾,但不是一種根本的階級對立。漢代,尤其是漢武帝時,實行抑制商人、打擊豪強的政策,但這不能理解為官僚地主對庶民地主的壓迫。漢朝政府對農村的管轄,不但依靠官吏,而且依靠鄉村地主及其頭面人物。政府在鄉和縣設“三老”,“三老”是要有一定財產的人才能當的。政府又獎勵“孝悌”、“力田”,選拔“孝悌”的標準是倫理道德,選拔“力田”的標準則是生產和家境。“三老”、“力田”,甚至包括“孝悌”,基本上屬于庶民地主的范疇。所以,當時漢朝政府的政策是依靠庶民地主中比較遵守法紀、愿意同政府合作的一部分,來打擊豪強。豪強也是豪民的一部分,他們違法亂紀和對農民過度的剝削在一定程度上對漢朝的統治基礎造成某種威脅。對商人也是如此,漢武帝一方面抑商,實行告緍,另一方面又重用桑弘羊等富商的代表人物為他管理財政。西漢政府對豪強的打擊并沒有抑制住庶民地主的發展。庶民地主,特別是庶民地主的上層,往往與地方官吏互相勾結,有些地方官吏實際上就是豪強,他們影響或把持了地方政權。這種趨勢越來越厲害。到了西漢末年,豪民發展為豪族。劉秀就是依靠豪族的支持取得政權的,東漢政權實際上是代表豪族的政權。這是史學界公認的。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雖然也會發生矛盾,但都屬于地主階級,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

國家代表是地主階級的,我覺得很清楚。這在賦稅制度和選官制度中也表現得很明顯。漢代賦稅中人頭稅和力役很重,土地稅很輕,十五稅一,三十稅一。實際上偏向地主。當時人就說,這種政策“適足以資豪強矣”。選官制度更清楚,它是有財產限制的。

既然這個國家是代表地主階級的,為什么要要打擊豪強呢?因為國家還有調節各階級和階層的關系,使之不致于破裂,從而保持社會的正常運轉的職能,這也是符合地主階級整體利益的。其實,漢朝政府打擊的對象不限于豪強,貴族官僚中具有分裂傾向或過于貪冒的,也在打擊之列。

秦以后的中國社會存在各種矛盾,官民矛盾對立確實存在,但最基本的矛盾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從經濟上說,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大部分是被地主控制的,他們通過收取實物地租的方式攫取農民的剩余勞動。國家也向人民征收各種各樣的賦稅,但賦稅本質上只是地租的再分配,其總量大大低于地租的總量。社會上絕大部分的剩余產品,絕大多數的社會財富,實際上是掌握在地主手里。在有關漢代的史籍中,農民受地主壓迫的史料是非常多的。

為了證明間官民矛盾是主要矛盾,有人講,我們只聽說“官逼民反”,沒聽說“地主逼農民反”。實際上“官逼”往往包含了地主壓迫的內容。為什么呢?就拿漢代講,國家的正稅其實不是很重,但“鄉部私求,不可勝供”。這是說,基層官吏的需索,比國稅重得多。而基層政權基本上被豪強把持,基層的官吏往往是和豪強結合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官逼民反”就包含了地主的壓迫在內。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在日常情況下表現為各別的地主和各別的農民的矛盾,它們雖然大量存在,但一般不會被史書記載;這種矛盾只有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表現為與地主階級代表的政府的矛盾,表現為對政府的“反叛”,才會見于史籍。受官吏和政府壓迫的,除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外,有時也有下層官吏和一般地主,他們也會參加“反叛”的行列,甚至起到某種組織者的作用,但“反叛”隊伍的主力總是廣大受壓迫的農村和城市的貧民。所以,雖然不能把官民矛盾與地主農民的矛盾等同起來,但官民矛盾往往包含或折射地主與農民的矛盾。

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也要分析。國家對農民有壓迫、控制的一面,也有保護、扶持小農經濟的一面。因為農民既是國家統治的對象,又為國家提供賦稅和兵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國家統治的基礎。所以籠統說是一種對立關系也不對。國家、地主、農民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應該作具體的分析。但是基本矛盾是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則無疑義。

王亞南論述秦以后的官僚體制時,明確指出它的基礎是地主經濟。他講到官民對立,又講過封建國家不但代表地主,而且代表官僚,但他從來沒有講官民對立是當時的主要矛盾。而且王亞南講,官僚、貴族、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他們雖然有矛盾,但他們是結合在一起的,在壓迫農民方面是一致的。

王亞南論述的對象主要是秦以后的官僚體制。由于官僚體制的長期存在,它“異化”為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形成某種傳統的習慣勢力,所謂“官本位”的思想和行為即其表現。從更廣闊的視野看,官僚主義、官僚制度的產生不光是地主經濟這個基礎。階級產生的歷史表明,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利用他的地位攫取權力和財富,從人民的公仆轉變為人民的主人,這是階級產生的一個重要途徑和根源。(龐作恒插話:對!)從當代的社會實踐看,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但是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沒有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和直接參預管理,公有制就會變成“官有制”,也可能產生官僚,產生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不能說王亞南說得不對,但我們還要看到,它有更深的更進一步的根源。



黃敏蘭

聽完李先生的分析,我很受啟發。我覺得對我是很大幫助。我以前對官民對立的認識有些簡單化,強調得過多。關于官民對立和地主農民的矛盾確實是比較復雜的問題,它在不同朝代或者是不同的方面都是應該有一些具體的表現。我同意您的看法,國家、地主、農民的關系是復雜的,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公式來概括。謝謝!



盧鐘鋒

我補充一點。國家、地主、農民的關系應該怎樣看?,首先要考慮封建社會的性質。封建社會形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把農民附著在土地上,誰來把農民控制在土地上呢?就是地主。地主利用他的土地所有權或占有權,把農民控制住。國家只有通過地主控制農民才能存在。也就是說國家靠地主階級作為它立國的基礎。所以這并不矛盾。第二,從官僚的身份看,官僚一般都是地主出身,他得有錢,一個平民百姓,一個農民,怎么能選上當官僚呢?解放前的保長,是士紳,都是有錢的。官僚的來源是地主階級,另外有少數的確是通過科舉考試上來,當了官,當官后很快轉向,購買土地變成地主。所以官僚不管來源如何,都屬于地主階級的范疇。所以,從根本上說,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地主與農民的矛盾。國家是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封建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以前有人說國家與農民的矛盾是封建社會主要矛盾,其實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



廖學盛

但另一方面,它確實有調節地主和農民關系的職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里,特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里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清楚。沒有任何超階級的 國家,絕對沒有的。



周自強

農民起義是在整個封建統治成了問題的時候爆發的。……



瞿林東

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讀讀《鹽鐵論》可能有啟發。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大夫為一方,以賢良文學為一方,辯論漢武帝時的財政政策。桑弘羊是官員,賢良文學以反映“民間”疾苦自任,看起來好像是官和民的矛盾,但這不從根本上影響地主和農民的矛盾。無論官僚地主、貴族地主、庶民地主,都占有土地,向農民收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這是最基本的。國家收稅,其對象不限于農民,包括手工業者等,但中國是農業社會,最基本的還是農民。當然國家可以通過各種手段進行的調節,進行再分配。但這不影響社會的主要階級關系和主要矛盾。

嚴復、陳獨秀“封建論”之比較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書面發言提要之一



馮天瑜



嚴復20世紀初以“封建”對譯feudalismus,“封建”演為一種普世性歷史階段的專名,約指歐洲中世紀、中國夏商周三代,嚴復認為“封建”訖于周,秦以下轉為“霸朝”(即專制帝制)。陳獨秀接受嚴譯“封建”,將其視作一種普世性歷史階段,然將中國的封建時代從三代一直延至近代,從而把中國近代化運動的使命確定為“反封建”。此種認識源于照搬西歐、日本的近代化“反封建”模式,忽略已被嚴復指出的中--歐、中--日歷史的差異。



漢語舊名“封建”,意謂“封土建國”,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以后列朝各種封爵建藩舉措,還用來指涉與分封制相關的朝政、官制、人身關系、土地制度、民族關系、國際關系等。關于“封建”的成敗得失,歷代論者可以有尖銳的對立意見,但關于“封建”的含意基旨并無歧解。feudalismus這一概念在西歐有一個復雜的形成過程,至今認識并不統一,然對其基本含意(封土封臣、政權分裂、農奴制等)約有共識。歐美史家多將領主—附庸視作封建生產關系的前提,強調封建主控制臣民及土地是封建制度的基礎。又把人身依附作為封建主義的特色,采邑制度和領主制度都沿襲著人身依附性的“隸屬形式”。中國的古典“封建”,與feudalismus的內涵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中國是“宗法封建”、西歐是“契約封建”),存在通約性,這是日本啟蒙學者西周、福澤諭吉等在19世紀60—70年代,中國啟蒙學者嚴復在20世紀初不約而同地以“封建”對譯feudalismus的原因。中國自嚴復以下,“封建”從一表述古典政制的舊名,演為表述一個歷史階段、一種社會制度的新名。“封建”在清末民初還保持著概念的一貫性(以嚴譯“封建”為代表),但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1915~1921),“封建”的含義在陳獨秀等重要論者那里發生變化,演為“前近代”的同義語,成為與近代文明相對立的陳腐、落后、反動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詞,中國的“封建時代”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封建”概念大為泛化了。

嚴復以“封建”翻譯feudal,使“封建”成為一種普世性社會制度的專名,但認定中國的“封建時代”終止于周末,秦以下為“霸朝”。嚴復在《譯〈社會通詮〉自序》中介紹甄克思的歷史分期觀點:社會進化之階段為“始于圖騰,繼以宗法,而成于國家”。“由宗法以進于國家”,有一過渡形態:建立在“耕稼”基礎上的“封建”社會。嚴譯“封建”在向新名轉化的過程中,并未與舊名本義(封土建國、封爵建藩)脫鉤,而是沿著舊名本義指示的方向作合理引申,并與對譯詞feudalism的含義(領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從而達成古義與今義的因革互見、中義與西義的交融涵化。嚴氏指出中國的封建時代(夏商周)大大先于西歐。在嚴復看來,中國的封建時代,起于唐虞(堯舜時代),迄于周末,不包含秦以后,與西歐封建制內容相近,然在時段上相錯甚遠。至于秦漢以后,嚴復稱為“法專于國主”、“侵奪民權”的“霸朝”(即專制帝制),并將秦以后的社會用設問句名之——“以為軍國社會者歟?”而“軍國社會”全稱“軍國民社會”,是清末從日本引入的一個政制術語(清末留日學生曾成立“軍國民教育會”),約指強化尚武精神及國民組織的社會,嚴復以之借指秦以后宗法封建制消解后的社會。 

提出“封建 = 前近代 = 落后”這一公式的是陳獨秀。他把各種陳腐、落后的現象全都歸之于“封建制度之遺”,“封建”被指為陳腐、落后之淵藪,故中國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陳獨秀接受嚴復翻譯的《社會通詮》的觀點,認為中國走出蠻夷社會后,即為宗法社會,宗法制度、宗法觀念延及當下。但陳氏忽略了嚴復關于宗法制與封建制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重要論述。嚴復認為封建制與君主專制是兩種不同的制度。而陳獨秀卻將“封建制” 與“宗法制”相重合,認為宗法與封建二者都貫穿中國全部古史,一直延及當下,從而又將封建制與專制君主制混為一談。這些用法是前無古人的,不僅與周秦以降的全部“封建論”相異,也與近代諸作者的用例悖反。陳氏此說是從日本移植而來的。陳獨秀曾五次游學日本,時在明治末、大正初,正值日本“廢除封建”熱潮。略具法蘭西啟蒙運動風格的明治—大正時期的啟蒙思想家,將“封建”作為批判對象。而向往法蘭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陳獨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學日本,深受此種反封建的啟蒙之風濡染。陳獨秀第五次游學日本期間(1914~1915),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繼“自由民權運動”(19世紀70~80年代)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謂“大正德謨克拉西”,這無疑給陳氏以啟示。總之,以抨擊“封建”作為近代民主運動的中心題旨,是陳獨秀從日本明治、大正之際的啟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種法蘭西式的激進民主主義觀念。以“封建”作為落后、腐朽、反動、古舊事物的總名,并非陳獨秀的創造,也不是明治間日本人的創造。此一用法始于18世紀法國,初現于啟蒙思想家的文辭,盛用于法國大革命期間,革命狂飚之際的法國人將一切陳舊、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19世紀中后葉,日本啟蒙學者(福澤諭吉等)承襲了西歐的這種以“封建”為惡謚的用法,故陳獨秀從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題,源頭可追溯到18世紀的法國和英國。當我們把陳氏“五四”時抨擊“封建”的命題置之于歷史坐標系中考量,即可以發現其概念錯置之誤,而究其原由,在于陳氏忽略了中日、中歐歷史之間的一個重大差異。前近代歐洲與前近代日本的社會形態是“封建”的,故“反封建”是歐洲及日本近代化運動的題中之義;而前近代中國的社會形態卻是“非封建”的,中國近代化運動的題旨應當另作概括。

陳氏“反封建”說五四時期罕有同調,但泛化的“封建x”格式對后世影響深巨。如果對五四以來的種種“泛封建”短語加以辨析,即可發現,這些熟用了大半個世紀的詞匯,所含概念多存內在抵牾。這種抵牾的基本癥結在于:“封建主義”與“集權主義”、貴族政治與官僚政治、領主經濟與地主經濟這三組互不兼容的概念混為一談。自陳獨秀發端,流行至今的說法是:封建主義抑制了中國人的自由精神、人文主義,是中國現代轉型的大障礙,因此,現代化首先必須“反封建”。然而,此一論證邏輯的前提(“封建抑制自由”)并不一定能夠成立。如果還復“封建”的本義,“封建時代”(以周朝為典型)由于氏族民主制遺存尚多,加之權力分散(尤其是在東周,即春秋戰國),政治專制及文化專制尚未確立,更未強化,那正是一個思想較為自由、并不以言定罪的時代。至于說到中國現代化運動需要清算的歷史包袱,從觀念層面論之,主要是宗法觀念與專制主義,宗法觀念與“封建”相勾連,是自然經濟、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的產物;而專制主義則是對“封建”的反撥,兩者是不同的文化走向。對于這一切,都應作歷史主義的分層辨析,而不宜將之納入一個大而化之、概念歧異的“封建”籮筐里,一概“反”之。將中國傳統中的落后、反動部分冠名“封建”,稱之“封建性糟粕”,并不恰當。“封建”實在是代“君主專制”受過了。

五四時期陳獨秀將近世以至當時中國冠以“封建”;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部分論者把秦以下至當時中國稱之“封建”,原因之一,是受到西歐、日本歷史模式的影響,西歐、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會”,故“反封建”是其近代化進程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晚清以來持進步歷史觀的中國人多以西歐、日本為近代化范式,他們如果未能區分中國歷史與西歐、日本歷史的差異,容易產生如下設定:西歐、日本的前近代是“封建社會”,中國也不例外;西歐、日本的近代化運動“反封建”,我們當然也要“反封建”。這是五四時期陳獨秀的思維邏輯,也是20世紀20年代末以降,泛化封建觀常用的一種思維邏輯,我們在1929—1933年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可以聽到循此邏輯發出的聲音。

跨越時空論“封建”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書面發言提要之二



陳支平



中國史學界以至社會上廣泛使用“封建社會”這一概念,已經“約定俗成”,說明它具有合理的因素。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整體趨向是無法否定的,在諸種對人類社會演進階段的劃分理論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比較全面和嚴密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從生產工具和人的因素所反映的生產力水平看,周秦至明清的中國與西歐的“封建社會”有可比性,可以劃歸同一社會經濟形態。但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概念并非僵化的模式,在不同民族和國家有其特殊的表現形式。



“封建社會”作為中國歷史學界甚至社會上人們所約定俗成的一個時代名詞,已經為廣大中國人所接受,這本身就說明這個名詞并不妨礙我們對于中國歷史學的討論和社會文化的交流與傳播,因而它是合理的。過于執著糾纏于中國“封建社會”與外國特別是西歐“封建社會”的比較研究,會不知不覺地把中國“封建社會”的研究引入“對號入座”的狹窄空間。我們不能僅局限于就“封建社會”來討論“封建社會”,而是應該從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空間和歷史進程來考察“封建社會”,這樣才有可能得到比較宏觀的合理的理論因素。

在地球上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不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都經歷了一個從低級文明向高級文明演化邁進的整體趨向,盡管由于國家、民族的不同,這種演化邁進歷程的曲折艱難程度與方式有所不同,但是這種整體的發展趨向是無法否定的。近現代的歷史學家們,正是基于這一認識,試圖對于人類文明發展史的演進歷程,進行發展階段的描述。例如中國的梁啟超、意大利的維柯、法國的孔多塞、美國的威廉·麥戈伊等,都做過這方面的工作。雖然各家的立足點和理論依據各自不同,但幾乎都看到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近代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性,承認在近代工業化社會之前,存在著一個與近代工業化社會明顯不同的中古社會。這些分期雖然各有優缺點,但比較而言,不能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與方法論,具有更多接近科學的合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是一個比較全面而嚴密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它又是辯證的。既強調歷史發展的普遍性,也強調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既強調“經濟因素”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也指出它“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政治觀念、法律、宗教和哲學在適應于某種經濟狀況下一旦形成,便會演化出自己的邏輯,而且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這種相對全面而嚴密的理論和方法論體系,顯然比起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們或從單純社會進化理論的角度,或偏重于精神理性的演化,或執著于政治體制的變遷的種種模式,要具有更加整體性的思考和觀察能力,從而使它能夠超越同時代的其他歷史學學派,保持比較旺盛的學術生命力。世界歷史的發展雖然將服從一定規律的方向演進,然而不同國家與民族的各自發展道路,依然存在著諸多的差異,顯示出各自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導致我們對于不同國家和民族發展歷史的考察,只能是長時期而粗線條的,而不是銖錙必校式的比附,尤其是不能在比附之前預設一個“封建社會”的典型樣板。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核心是“經濟因素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判斷一個歷史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形態,最根本的標準是看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衡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之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主要和最活躍的無疑是包含了生產工具和人本身的兩大要素。盡管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的民族的社會形態存在種種的差異,但是只要它們的經濟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使用水平處在相對可比的一個水平之上,那么我們就可以認同這些國家與民族可能處在一個比較相近的生產方式之中了。

中國從先秦到宋元明清,其經濟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使用水平,與歐洲的中世紀即所謂的“封建社會”時代的經濟生產手段和生產工具使用水平相比,絲毫也不遜色。對于“人”的自由權的限制和扼殺,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基本的原理來考察中國的社會形態與生產方式,就不難得出中國從先秦至明清的二千余年歷史,其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基本上與西方歐洲甚至印度、日本、朝鮮等國沒有本質上的過多差異。因此,現代以來,中國的部分學者把中國的這段歷史稱之為“封建社會”,并且得到學界以至社會的普遍認可,這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有所根據的,因而也是比較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從不否認歷史過程或歷史認識的特殊性,抽象的原理只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具體的研究,“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和公式。”馬克思曾根據經濟基礎的每次變革“或快或慢”地帶來整個上層建筑的急劇變革的推論,認為世界歷史社會的發展,“大體說來”可以劃分為四個主要時代,即“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得出,馬克思的這種表述,是十分審慎而又疏闊與粗線條的。即使是歐洲的“封建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從來沒有把不同的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表現形式混為一談,而是根據不同的時空作不同的分析和論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來就沒有把“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看成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僵化模式,或者是一個樣板式的模式,而是根據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不同情況,探索其各自發展道路的特殊性。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進行整體規律性的粗線條考察,人類社會無疑都經歷了社會生產力低下、人身自由權受到嚴重束縛的“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但是各個不同國家與民族在“封建社會”里的表現形式,無疑又是多種多樣的,任何試圖以某一個國家或民族為樣板模式作為參照系而對號入座于其他國家與民族的比附方式,顯然都是不合適的。

當然,從學術概念的嚴格意義上講,“封建社會”一詞顯然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封建社會”一詞畢竟是產生于歐洲、適應于歐洲中世紀生產方式的一個時代名詞,對于歐洲之外的國家、民族來說,相互之間的差異是理所當然的。即使是在歐洲,現代的一些歷史學家也同樣對于“封建社會”一詞持有異議。盡管如此,我們從人類文明發展歷史長河的整體趨勢來考察“封建社會”,那么“封建社會”一詞所存在的某些局限性,就不難為人們所理解了。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可以對基本贊同繼續使用“中國封建社會”一詞的理由做一簡要的歸納:“中國封建社會”一詞之所以為大部分中國學者乃至民眾所接受,成為“約定俗成”的時代名詞,這是因為它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最基本的原理的,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是形成生產方式的最決定性的因素。在近代工業化之前,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與歐洲以及亞洲許多國家的發展水平基本相同,它們各自由此而產生的生產方式也理所當然地是在同一個歷史階段里。雖然由于地域的不同與文明發展道路的差異,導致了各自“封建社會”生產方式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其社會本質是基本一致的。我們只有以超越時空的廣闊深邃視野,以粗線條的規律性的探索歸納,才能從更為理性化的角度來辨識“中國的封建社會”,從而避免過去那種對號入座式的糾纏不清的繁瑣討論。

退一步說,即使是從名詞的社會適應性上來比較“封建社會”一詞與其他“歷史進步”理論關于歷史階段的表述名詞的優與劣,無論是社會進化論者的定義,還是維科的三個發展階段與孔多塞的十個時期,以及威廉·麥戈伊的五個紀元,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構建名詞的表述邏輯與凸顯主旨的簡潔性,從而也就限制了這些時代名詞在學界乃至社會上得以廣泛傳播的學理基礎。反觀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 辭正意賅,簡潔明了,朗朗上口。這就無怪乎“封建社會”一詞在中國得以使用之后,很快就為學界和社會上所接受。理論上的適應性和名詞上的簡潔意賅,不能不使“封建社會”一詞成為中國“約定俗成”的一種學術與社會名詞相結合的特定名詞。這種名詞已經超越了我們學術討論的范圍,我們又何必一定要遺棄它呢!

王亞南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理論不容歪曲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書面發言提要之三



李根蟠





王亞南早年曾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崩潰于戰國,但他很快就改正了這一錯誤,并多次作公開的誠懇的自我批評。他不但認為戰國秦漢以后是封建社會,而且接受和發展了關于戰國秦漢以后“封建地主制經濟”的理論。王亞南對秦以后“官僚體制”的分析,是放在“封建地主制經濟”的基礎上進行的。否定社會經濟形態有序演進學說、否定中國秦漢以后為封建社會的學者,盡可以多找些史實來充實自己的論據,但最好不要拿王亞南說事。



1931年4月出版的《讀書雜志·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刊登了王亞南的《封建制度論》,主張中國封建社會始于西周,崩潰于戰國。馮天瑜高度贊揚該文,以之為批判“泛封建觀”的武器。事實上,該文并非王亞南成熟的作品,文章發出后,他就感到有問題,給主編王禮錫寫信,“希望暫緩發表”,無奈文章已經印好了。以后,王亞南多次公開承認自己的這一錯誤。例如:他在1943年撰寫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現階段》中說:“對于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在我個人,是愈來愈覺得需要謙德了。我過去關于中國封建制度的問題,曾在開始研究時,就作個‘霸道式’的結論(見拙作《中國封建制度論》──《讀書雜志》創刊號),后來我發現錯了。自是有關一切經濟史上的諸種大問題的處理,我都采取極其謹慎的態度。” 四十年代,他在大學講授《中國經濟史》時,第一堂課就提到這個往事,說明自己年輕時幼稚而錯誤的觀點。甚至到1957年入黨的時候,他還特地再提起這件事,說明黨對他的關懷和幫助。這樣一而再,再而三認真、誠懇的自我批評,反映了作者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坦蕩胸懷。令人奇怪的是,作者拋棄的東西,馮先生卻如獲珍寶,當作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正確觀點的代表作加以宣揚,把被作者否定了的“霸道式”結論發揮到極致。

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綱》中,王亞南亮出他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新觀點,定西周為“初期封建制度”時期,秦以后為“官僚主義封建制度”時期。因為“秦之官僚主義的專制機構,與周代封建機構,同是建立在農奴生產形態上面,如其說,一種政治形態是取決于所由建立的經濟基礎,或者,封建制度的特質,乃存于農奴勞動的剝削……”該書出版于1936年,編寫完成于1935年。1935年,正是王亞南和郭大力經過較長時期的醞釀和準備后,正式著手翻譯《資本論》的一年。書中上述觀點,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表述的關于封建社會本質特征的理論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說,王亞南關于中國封建社會認識的轉變,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尤其是在《資本論》的指導下,“采取極其謹慎的態度”深入研究的結果。

隨著研究的深入,王亞南接受并發展了秦以后中國封建社會屬于“地主經濟”類型這一理論觀點。在1945年發表的《中國公經濟研究》中,他指出:“中國封建體制其所以能產生這類公經濟形態,基本的是由于它的經濟基礎,是地主經濟,而不是領主經濟。”從1940年起,王亞南在大學講授經濟學和經濟史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剖析中國當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形態,并在這基礎上于1946年1月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國經濟原論》。該書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的剖析是從分析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經濟入手的。王亞南指出:從西周開始的中國封建制,經過春秋戰國的大動亂,“頒田制祿的領主封建制,就轉變為佃田納租納稅的地主封建制;適應著這種經濟剝削形式的改變,分立的封建局面,也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官僚統治所代替。”接著,王亞南分析了“中國的典型的地主封建制”,影響到“近代封建買辦官僚制形成的特點”。以后,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論綱》中,王亞南進一步全面闡述了“地主經濟的封建制”不同于“領主經濟的封建制”的諸特點,它的來龍去脈以及對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在中國當代史學史中,對“封建地主制”全面系統的理論概括尚屬首次,從而成為他的另一重要的代表作。又過了四年,1958年,王亞南在給《中國經濟原論》俄文版寫的序言中,扼要提出該書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若干關鍵性論點,首先指出的就是:“中國傳統的封建制度,即有別于西歐各國領主型的那種地主型的封建制度”由此可見,“封建地主制”理論是王亞南“理論體系核心”或核心之一,這是王亞南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歷史和現實進行孜孜不倦的探索所取得的積極成果。離開這個核心談論王亞南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觀點,不可能給人們提供一個真實的王亞南。

否定中國秦漢以后是封建社會的學者,拿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做文章,宣稱王亞南稱秦以后的中國社會為“官僚社會”就是對“封建社會”概念的突破;以此作為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官僚社會”的證據。事實上,王亞南并不認為作為專制政權的配合物或補充物的官僚體制是中國獨有的,也不認為它是獨立于封建社會之外的。在歐洲,它存在于由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在中國,它存在于秦帝國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以后,具有延續性、包容性、貫徹性等特點。該書專章分析“中國官僚政治的社會經濟基礎”,闡述了判別是否封建制的決定因素“乃是主要由農業勞動力與土地這種自然力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指出“中國的專制官僚政體是隨中國的封建的地主經濟的產生而出現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種經濟基礎上的。”可見,王亞南嚴格遵循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學說來分析社會形態的,他所說的“官僚社會”或“官僚體制”是指專制集權的官僚政體以及相關的制度,它是在封建地主制的基礎上產生和發生作用的。所以王亞南有時又稱之為“封建的官僚社會”或“官僚的封建社會”。在官僚社會中,官民對立,尤其是官僚統治與農民的對立是十分突出的社會現象,王亞南在他的著作有專篇論述“農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會經濟生活”,著重批評了夸大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農民比之西歐中世紀農奴有較多自由、較少依附關系的觀點,指出地主制下的農民受著土豪和官紳的雙重壓迫,而陷于困窘的境地。但王亞南并沒有孤立地把官民對立看作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要矛盾。他認為官民矛盾是地主封建制下社會階級矛盾的一種表現,而且是被傳統的土地所有權大體地范圍著的。在王亞南看來,官僚只是地主階級的一部分,無論“身份性地主”還是“非身份性地主”都屬于地主階級,而與農民階級對立著。由此可見,王亞南的封建地主制理論和官僚社會體制的理論是一致的,兩者是主從關系。所謂王亞南提出不同于封建社會的、以官民對立為基本矛盾的“官僚社會”理論的說法,只是一種斷章取義的主觀臆測。

王亞南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研究是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具體說來,是以馬克思關于社會經濟形態及其有序演進的理論為指導的,但他沒有抹殺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特殊性,沒有把一般規律變成僵死的模式。在這方面,王亞南都有具體的論述。

王亞南認識的變化具有典型的意義,反映了一位真誠的學者是如何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追求真理和接近真理的。隨著學習和研究的深入,王亞南真正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精髓,他不愧一位永不停頓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

否定社會經濟形態有序演進學說,否定中國秦漢以后為封建社會的學者,盡可以多找些史實來充實自己的論據,但最好不要拿王亞南說事,因為這樣做只能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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