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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實問題研討會發言匯編(七)
來源:國學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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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封建”考論》否定中國封建社會的論點和方法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二十一

瞿林東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作為一種體制的“封邦建國”的“封建”和作為社會形態的“封建”不應混淆。馮天瑜先生對侯外廬先生“語亂天下”的引用,斷章取義,為我所用。中國秦漢以后社會符合馬恩指出的封建社會特點。

馮先生書(指《“封建”考論》)的“后記”提到了我,說我看了他的書稿,在患眼疾期間給他寫了建議。大概是05年初夏,我收到此書的清樣,希望我寫點意見。當時,我因眼疾才做完手術,我大致翻了一下書,覺得有很多問題。我沒有對此書做正面評論,寫了三張紙的信。大意是:第一,馮先生所討論的封建這個問題不是一個新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第二,中國有一段歷史是不是叫封建社會?我說,很明顯的是,候外廬先生當初是不贊成(用“封建”這個詞)的,后來因為大家用得久了,侯先生也就同意了,而且他自己也出版了《中國封建社會史論》。所以這個問題就不是一個非常新穎的問題。第三,這本書中涉及的問題太多,所以,有可能的話,是不是做些修改。但實際上他寄給我的是清樣,不可能修改,而且也不可能不出了。所以他在“后記”里所講的意思還沒有曲解我。以上談的是背景。

以下,我講三點認識、兩點方法的問題。

先談三點認識。作者反對(秦以后的)中國叫封建社會提出三個論點:第一,認為這樣就會和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國)混在一起了,所以不應當叫做“封建社會”。作者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辨析“封”、“建”、“封建”等概念。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常識,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第二作者認為中國叫“封建社會”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論述的。他舉了一些例子。諸如不是領主制的社會和封建社會無涉、專制主義和封建主義無涉,等等。作者第三論點,講中國的這一段歷史與歐洲的封建社會不一樣,日本的情形更接近歐洲。我覺得這三個問題都不能成立。第一,關于封建社會的名稱不符合西周封建的古義,也就是封土建國。對于此點,是大家都明白的,無需做太多的引證和例證。我們知道西周的“封建”是一種體制,在秦朝建立后還討論過“封建”和郡縣孰優孰劣的問題。我們現在講的“封建”,其內涵不是“封土建國”,而是封建社會。研究西周歷史的人,也并不都用“封建”給這個社會定性。即便是西周封建說,也不是在“封邦建國”意義上講的,而是在封建社會這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這里有概念的混淆。我們講“封邦建國”是講體制,我們講封建社會的“封建”是講社會形態。我們的這位作者,概念是混亂的。因此,他提出此點是不能成立的。要特別指出來的是,作者引用了候外廬先生在1956年的一個講話,一方面批評了候外廬先生是“泛封建觀”,但又引用外廬先生一句很銳利的話——“中外詞匯相混,語亂天下”。馮先生引來作為佐證。但是作者忘記了在1956年后外廬先生寫了好幾篇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文章(盧鐘鋒插話:從1954年開始),而且1972年即要出版《中國封建社會史論》,后來因為種種原因到1979年才出版。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為什么不強調呢?為什么這樣一個認為“語亂天下”的人還要繼續用封建社會這個概念呢?(欒成顯插話:馮先生引用的只是侯外老一完整論述中的一部分,侯外老前后還有話,他認為我們講的封建社會應該是建立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一種生產方式。馮先生斷章取義,對他有用,對他沒用,他就不要。龐作恒插話:這是學術道德問題。盧鐘鋒插話:侯外老這個話是針對有人把西周的“封邦建國”和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形態混淆起來,認為如果不從自然經濟和生產方式談封建社會,就是“語亂天下”。馮先生把它倒過來引用,但這恰好證明侯外廬先生這個話對他們并沒有幫助。侯外廬在《歷史研究》1954年創刊號就提出關于封建所有制問題,這是最早的。這個觀點40年代就形成了。所以我看了馮先生的著作后覺得很奇怪,怎么有這樣的引用法?侯外廬先生56年的文章意思也很清清楚,就是不要(如瞿林東先生所講的)把政治體制的“封建”和生產方式的“封建”混淆起來。有人不那么講,至少是一種誤解,講嚴重一點就是斷章取義,為己所需。)外廬先生講“封建”一詞已經約定俗成了,就不要再糾纏了。關于這個問題,馮先生又引了另外一位研究者的話來批評侯先生“約定俗成”的見解:“約定俗成”,今天或許是可以的,在未來,我們怎么對學人交代呢?這是敝校一位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說的。意思是說還是要糾正,否則將來還是會“語亂天下”。這個問題,我說不必擔憂。在學術史上,所謂約定俗成的例子太多了。或者名詞還是那個名詞,但含義已不是那個含義。比如說《易經》里就有“革命”——湯武革命,后來章太炎、孫中山也講革命,毛澤東也講革命,這個“革命”不同于《易經》的“革命”,它能“語亂天下”嗎?誰都知道它們含義不一樣。再如,二十四史里講“夷狄”,這和1840年后不少學者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這還是指少數民族嗎?這是指洋人。這會“語亂天下”嗎?不會的。不必擔心,未來的學者自然會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對這位教授的觀點說得不客氣一點是不值一駁的。作者的第二個論點講中國封建社會的看法缺乏理論根據,因為和馬克思的封建觀相悖。我覺得此點也不能成立。我倉促之間查閱了一些馬、恩經典。首先,我們應當從所有制形式來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封建時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縛于土地所有制的農奴勞動,另一方面是擁有少量資本并支配著幫工勞動的自身勞動,這兩種所有制的結構都是由狹隘的生產關系,小規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業的工業。決定著在封建制度的繁榮時代,分工也是很少的。這像不像時講中國的情況?翻開中國的歷史,可以發現大量的材料可以證明此點。其次,從勞動方式和生產方式來看,也就是說從生產過程的特點看,恩格斯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以前,即在中世紀普遍的存在著以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為基礎的小生產。小農、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和城市的手工業,勞動資料,土地、農具、作坊,手工業工具都是個人的勞動資料,只供個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簡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照例也屬于生產者自己的。這是不是也符合中國的自然經濟的特點。我認為中國古代也是這樣的。再次,我們看剝削方式。恩格斯對封建剝削做了這樣的概括:在中世紀,封建剝削的根源不是因為被剝奪而離開了土地,相反的是由于他們占用土地而離不開它。農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們作為農奴或者依附農被束縛在土地上,而且必須給地主服役和交納產品。《漢書·食貨志》講“地著”,就是講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中國是不是這個特點?我想是這個特點。再有,作者講“宗法地主專制社會”概念。我想說的是,關于“宗法”的問題,馬克思曾經明確講過,封建主義一開始就同宗法式君主制對立。書的作者把秦以后還殘存的宗法現象和西周的宗法制度混為一談。西周是宗法制,講五服等。那是很嚴格的,典型的。秦以后,宗法不可能沒有,但是和西周比,那有很大的變化。自商鞅變法以來,宗法就逐漸破壞了。所以有研究者指出秦以后是地緣政治,西周是血緣政治。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也是大家長。秦以后不是如此。當然,秦以后也有分封。西漢有,一直到明朝還有。但這已經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官僚。所謂“宗法地主專制社會”,從宗法方面來講,也不能成立。我認為,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觀點來看,他們所概括的封建社會、封建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可以用來說明中國自秦至清的歷史的。也就是說,可以用來說明中國封建社會的。因此,不能講中國學者把中國歷史的某個階段定名為封建社會是有悖于馬克思封建原義的。作者可能指出這樣那樣的論點來說明,但是所有制的形式、勞動的方式以及剝削的方式是我們判斷一個社會性質最基本的標志。第三,作者又講中國自秦至清的歷史不同于歐洲封建社會,他引了很多論據來證明。因此,中國也不應稱這段歷史為封建社會。我認為,歷史是多樣的,歷史的多樣性并不影響到社會形態學說的動搖,這是兩回事。社會形態是要解決人類社會是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是在這過程中發展變化的,所以要劃分成若干個階段。各個地區和各個國家在某一階段上出現了不同的現象和特征,這是歷史多樣性的表現。如果認為中國和歐洲在某一個世紀中完全是相同的,歷史便研究錯了。這就不是從歷史事實出發。(如果)從歷史出發,肯定是有差別的。但是多樣性卻不能改變在某一個發展階段上的我們稱之為“某某社會”的性質。歷史是多樣的,也是統一的。就拿“中世紀”這個詞來講,中國的中世紀是統一的,歐洲不是;中國的中世紀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歐洲則是以很強的宗教色彩為特征。這些當然不一樣。所以(有學者)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它有些特征和歐洲不一致,因此它不能叫封建社會,這個論點是不能成立的。這個論點是要求各個國家、各個地區歷史發展在某些階段在細節上都一樣,這是不可能的,這是違背歷史常識的。

最后,就方法上,我談兩點意見。一個是作者提出了歷史分期的四條標準:“制名以指實、循舊以造新、中外義通約、形與義切合。”這是說明一個詞、一個字要與另外一個詞、一個字的意義相吻合。我認為,用這樣的標準來討論分期大概討論不出來。如果我們討論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等,才能討論社會分期。不用說討論不同的社會形態的分期,即便是討論諸如自秦至清兩千年的歷史的分期也不能這么簡單來看,它也是很復雜的。譬如說,漆俠先生關于中國封建社會提出了“二黃分期”法,即以黃巾起義,黃巢起義為依據,將中國封建社會分為三個階段。外老是“安史之亂”分期。他們都沒提什么這個詞和那個字意義的吻合。以馮先生這種方式來討論社會分期在學理上是不能成立的。如果是(馮先生)這樣來討論封建社會分期是不行的。再一個是作者講郭沫若、翦伯贊、候外廬等學者都把封建泛化了,這一點我覺得是不能接受的。馮先生認為他們是泛封建觀者,(在我看來)這是強加給他們的。什么叫“泛封建”呢?“封建”還是西周那個封建,郭老、翦老、外老,他們不至于無知到這種地步,把西周的封邦建國的“封建”拿來到處亂用。他們還不至于犯這種小學生的錯誤。所謂“泛封建”說是不能成立的。你如果說他們是把馬克思的封建泛化了,那在邏輯上還能夠言之成理。所以在方法論上,作者這種提法也是不妥當的。(盧鐘鋒插話:這三老其實也沒有把馬克思的封建觀泛化,正好是根據他的基本觀點結合中國歷史實際結合進行論述)作者又認為魏晉封建論者是古義與今義的結合。這種看法我也不贊成。別人我不知道,何茲全先生我知道,我經常和他在一起探討問題,他的魏晉封建論絕不是說和西周的以及后來的“封建”看古義與今義的結合。我看絲毫沒有這種含義。因此,馮先生這種論斷也是推測的。在方法上也是有問題。

(龐作恒插話:你一定要寫出文章來,發言非常好。你真正糾正了“語亂天下”。)

唯物史觀與學術討論

“封建”名實問題研討會自由發言之一

2007年10月12日上午

黃敏蘭:研究和討論要從具體事實出發,要進行中西比較,不能光談概念、理論。

劉秋根:我把唯物史觀看作一個可以指導歷史研究的科學系。勞動者如何與生產資料結合,生產社會財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李根蟠:唯物史觀并非片面的、單一的。學術研究和批評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能靠拍腦瓜、想當然。



黃敏蘭:

我還想說說如何把討論深入下去的問題。因為現在爭論雖然比較激烈,但很難看出有什么突破。大家多是兩方面的研究,一是討論名詞概念,定性命名,這實際上還是上世紀的做法。我覺得有些簡單化。重要的是研究這個社會是怎么表現的,這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再就是理論闡述比較多,實證研究比較少。引用一些馬克思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但是理解解釋又不一樣,也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所以歸根結底要從具體事實出發說明問題。我不大贊成用封建來表示中國社會,但我認為名稱不大重要,我不反對別的學者把它叫封建社會,而且的確已經約定俗成,你要社會上改變也不可能,所以換名稱沒有什么意義。但是我覺得要認識中西社會有很大差異。根據我的研究,中國不是什么封建社會,西歐中古社會也并非皔封建的,而是封建和非封建并存,如果不從這個角度講,西歐的社會就很難說清楚。我們過去中封建社會理解為大地主剝削小農,但實際上西歐中古社會有許多具體的制度,馬克垚先生主編《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第十三章,中西財政制度的比較,是顧鑾齋先生寫的,里面說,封建財政和國家財政是有嚴格區分的,封建財政就是指國王領地的收入和個人的其他收入,國稅是君主向臣民征收的稅。如果不這樣區分,就無法解釋西歐的議會制和大憲章等,因為國王按封建原則只能靠個人收入,向臣民征稅得通過大家同意,才有大憲章,才有議會。中國正是因為沒有封建,皇帝可以向所有臣民征稅。西方國王自己到自己的領地去吃,因為他沒有能力讓其他人運來。中國有龐大的漕運系統,讓八個省的民戶給他運漕糧,然后修運河、建倉等。必須靠強大的國家權力才能達到。這個事實好多外國學者都知道。馬克垚先生也知道這個情況,可是他還強調中國的皇權也是受限制的。具體怎樣受限制,你得按具體的表現。除了財政,還有許多,如法律。西方有許多法,如封建法、城市法、商法,封建法才是真正的封建法,如果把所有的法律都說成是封建法,就不對了。城市法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法,所以你不從封建和非封建來看這個社會,那當然都是一樣的了。還有軍隊,西方是封君封臣,封君給封臣分配土地,換取軍役。這種軍隊很有限。恩格斯在一篇文章中蔱區分了封建軍隊和非封建軍隊的區別。就是因為封建軍隊不能滿足國王的需要,后來才發展了雇傭軍常備軍。中國就沒有西方的這種封建軍隊,只有常備軍,而且常備軍數量之大超過了西歐的好幾倍。如何籠統說都是封建的,就認識不了歷史的事實。前一段討論城市,一些學者說中西城市是不一樣的,中國是封建的,西方是獨立的,馬先生就出來說,西歐的城市也是封建的,大家就沒有話說了,因為他是權威呀。但他沒有具體論證。據我了解,西歐城市的封建性表現在它與國王之間存在一種類似封君封臣的關系。因為,城市的用地是領主提供的,而且有的是封君建的,根據契約關系要給領主提供一定的義務,而且封建對城市的發展是有利的。湯普遜的中世紀史就說城市向國王要求封建特權……所以城市法就是資產階級的了。如果不從封建和非封建的角度看,問題就說不清楚。所以,要認識歷史,不光是定性就能解決的。關于君主專制,好像說,都是專制的,但是專制的程度和表現怎樣,要用史實說明。像慈禧太后能動用那么多海軍經費修頤和園,在西方是不可能的。西方有一句名言,要從伊利莎白女皇的口袋里多掏一便士,比要了她的腦袋還難。因為議會對財政是有嚴格限制的,國王不可能從國稅中拿錢為個人服務,拿錢給國家做事也要議會同意。美西戰爭時議會每天都在算錢。戰爭結束馬上解散軍隊,因為付不出這么大的代價。西方的制約是議會、,是國家權力之外的。中國也有制約,實際上是受國王本人控制的,制約者受控于被制約者。無論研究什么問題,必須提出充分的事實,做充分的歷史學的論證。我對“封建”問題感興趣,更多是從中西比較的角度。我正在寫《千差萬別的中西中古社會(“封建社會”)》。我覺得大地產和小生產相結合的說法看不到歷史的豐富性和真實性,這對于歷史學不利,對社會上的歷史教育也不利。我的女兒上世界史課時,老師說到國王借債,同學說,老師,你沒有說錯吧!其實西方國王借債很普遍,還有把王冠典當的。還有國王在街上走,債權人拉著他不讓走。這在中國恐怕是沒有的吧。這些情況不說清楚,為什么西方率先現代化的原因也無從探索。



劉秋根

我認為封建主義的概念可以用于實證研究的指導。歷史研究還會繼續向前向前發展,實證研究這二十年有很大發展,比二十年前強得多。例如經濟史,各方面的研究齊頭并進,扎扎實實向前發展。假如有朝一日我們史學發展水平,我們掌握的實證材料大大超越了現在,我們需要換一套概念體系,這也有可能。或者過了一個時期以后,大家確實覺得封建主義的宏觀敘事不行,換一套敘事體系,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為科學不是宗教,不是崇拜。

我學馬列有三個階段。第一個是大學時讀的課本,然后上研究生時老師要求我學十本馬列著作才給學位,所以我把十本書讀過完了。(龐作恒插話:哪十本)有《資本論》《國家與革命》《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費爾巴哈》等。(龐作恒插話:哪一位老師?李根蟠插話:他是漆俠先生的學生)。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我倒是自覺讀了點馬列,讀了馬恩全集。馬列有兩個東西感染了我。一是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他的合理性。盡管現在的歷史學已經大大超過了那時的歷史學。有些具體的結論也過時了,但其基本體系還是可以的。第二,九十年代學習馬列也促使我學習了一些相應的理論著作。我是把馬列當作一種比較科學的體系來看的。沒有什么神圣的意義,不知道跟老一輩有沒有區別。我同意黃敏蘭今天和昨天發言的兩個意思:第一是要重視實證研究,重視中西社會的比較研究。現在經濟史界大家很重視實證研究和比較研究。第二,我同意學術要為政治服務。科學不為政治服務,不為社會服務,你這個科學干嘛呀,尤其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沒有問題。但科學為政治服務必須有獨立性,必須有意的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們獨立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政治家接受不接受,那是他們的事。應該有這樣一種態度。包括社會經濟形態問題也是這樣。這不是神圣問題,而是科學的問題。

關于政治法律的問題,我暑假參加了一次經濟史會議,討論中西經濟的不同,法律與經濟的關系。一位外國學者的發言很有意思。他說,中國商人也有法律,徽商、晉商這樣大的一個體系,也有自己的規則,有自己的習慣法。在處理但是這些習慣法沒有上升為正式法律。西方中世紀早期也有許多習慣法。這種習慣法后來在處理商人之間的糾紛時,就是正式的法律了。徽商、晉商在處理彼此關系時,習慣法還不是正式法律,而是雙邊的懲罰機制。你違約了,我就告訴整個集團的人,都不跟你做生意。經濟史界進行中西比較,比來比去,好像中西都一個樣。發現原來認為只有西方有的東西,其實中國也有。究竟區別何在?這位學者倒是提供了一個視角,中西實際上是有差別的,有些現象很相似,但發展模式還是有不同。

黃敏蘭先生發言中談到的官民矛盾問題,我覺得你說過頭了。經濟史界也討論這個問題。社會財富首先要生產出來,才有“掠奪”,國家通過權力掠奪也好,地主通過經濟手段掠奪也好,都得先有生產。中國確實像你所說的,與西方差別很大,我同意你的分析。但首先要生產,才能發生其他各種關系。為什么我們同意唯物史觀?就是因為重視生產問題,勞動者如何與生產資料結合,生產社會財富。這是一個根本的問題。我受漆先生影響,從這個角度接受唯物史觀和社會經濟形態學說。



李根蟠

我非常同意研究要從事實出發,要用史料說話。其實這是馬列主義史學的基本要求。馬克思、恩格斯不知講了多少次,我們的研究不能從原則出發,而要從事實出發。這就是毛澤東和共產黨人提倡的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遵循這一要求,多年來我們做了許多實證研究,并沒有光講理論。但我們這次會議是討論“封建”名實問題,主要涉及概念和理論,不能說討論文章中沒有對具體歷史問題作微觀分析,沒有更多羅列實證材料,就說你們光講理論。這樣說是片面的。針對否認各國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的思潮,不少發言著重闡述了馬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普遍規律的理論,不能因此說這些同志不注意各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不能說承認中國有封建社會就是把中國和西歐看成是一個樣。我剛才說了,這次討論的實質,而是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社會形態學說問題。有些學者并沒有直接批評唯物史觀,而是引用馬恩的話來批評所謂“泛封建觀”。那么,所謂“泛封建觀”究竟符合還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就需要較多引證和分析馬恩的有關論述。這也是論題所使然的。不能說這是不從史實出發。

比出那些迂回曲折地否定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論者,我倒是喜歡黃敏蘭先生的直率,她明確地說出自己的觀點:唯物史觀有片面性、單一性。可惜你這個結論是拍腦瓜拍出來的,是想當然的。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講過影響社會發展的只有經濟這單一的因素,他們只是講經濟是最后的決定因素。他們講了許多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等等對社會發展的影響。這不用我來舉例,是大量的。如果有的學者研究中對政治、文化等因素有所忽視,那不是唯物史觀的片面性,而是這些學者沒有運用好唯物史觀。(黃敏蘭插話:我沒有說唯物史觀是片面的,我說的是五方式論。)你說的是唯物史觀,白紙黑字。我們不必爭論,如果你收回這個意見,那更好。

還有,你引用王亞南的論述證明你的觀點,但王亞南本身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講官僚社會,是放在封建地主經濟體系這個基礎上講的。我相信你沒有讀過他的書,起碼沒有認真讀過他的書。我這里有一篇文章(按,指《官僚體制與地主封建制——王亞南關于中國封建社會的理論不容歪曲》),你可以看看。你有一篇文章里講我誤讀了王亞南。我本來想跟你討論這個問題,但我覺得你根本沒有深入研究過王亞南,所以沒法跟你說。你這次參加討論,我這篇文章涉及王亞南,希望你看看。有什么不同意見歡迎你批評。

你在一篇文章中批評我態度蠻橫。我可以給你交交心,我服膺毛澤東的這句話:“我們必須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用鈍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來的。”我相信這句話。我也贊成王亞南的這些話:“在研究上,從反對者得到自由,予反對者以自由。”“正確的理解,是能折服一切反對意見的理論。懼怕反對意見,根本就是懷疑自身理論的正確。”我覺得我是這樣做的。黃敏蘭先生批評我的文章,并沒有寄給我,但我在網上發現以后,馬上在我管理的網站上轉載了。葉文憲先生投稿,批評我,我馬上全文刊載。我很希望聽到不同意見,希望通過與不同意見的切磋完善或校正自己的認識。我只是旗幟鮮明、毫無隱瞞地把我的觀點說出來。我無權無勢,怎么能圧別人呢!而且別人批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封建觀的文章已經發表了幾十篇了,我只不過發了這一篇嘛,怎么能對別人形成壓力,怎么成了態度蠻橫?你們可以批評,可以嘲諷;我怎么不可以批評?我不喜歡吞吞吐吐,有的話比較尖銳,但我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我覺得馮天瑜先生的論著無論觀點、學風、引用的史實,都有很多錯誤,不值得那樣宣揚、吹捧,我現在還是這個意見。我是通過對具體事實的具體分析得出這個認識的。如果我的意見不對,分析不對,我希望有人舉出具體的例子,進行具體的分析,我哪些地方不對,怎樣不對,這樣的批評才是擺事實、講道理。我們談自己的觀點要擺事實、講道理,我希望反對我們觀點的人也擺事實、講道理,不能拍腦瓜。拍腦瓜、想當然,沒法討論。比如你的文章說我光講秦以后封建社會,不講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這就把問題搞混了。我的文章是介紹社會史論戰中對秦以后是否封建社會的各種觀點,不是談封建社會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什么必要介紹西周封建說和戰國封建說呢。其實我本人就是西周封建說論者。你這樣提出問題,討論就缺乏前提。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的發言有什么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如果你真正駁倒我的觀點,我馬上給你三鞠躬,接受你的觀點。但是你得講道理。不能說唯物史觀有片面性,一句話完了。你引王亞南先生的東西,王亞南是一個堅持唯物史觀的堅定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官僚體制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世界各國都有,但出現在一定歷史階段,西歐出現在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中國不是這樣,中國秦以后官僚體制的基礎是封建地主制,講得非常清楚。堅持唯物史觀并不是不要研究經濟以外的各種因素。王亞南堅持唯物史觀,但他并不忽視政治的因素。王亞南這個例子恰恰證明唯物史觀不是片面的,不是單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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