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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實問題研討會發言匯編(四)
來源:國學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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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術史看“封建”名實問題的討論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二

李洪巖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討論“封建”名實問題的價值指向是社會形態和歷史規律問題。對“封建”問題的討論應做學術史的疏理,借鑒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和經驗教訓,才能避免走彎路。



我今天發言主要介紹一下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大論戰中關于封建社會討論的一些情況。此處,我不一一羅列某某人怎么說,僅僅談一點自己的基本看法,向各位學者專家求教。上午聽了各位專家學者的意見,感覺自己的看法可能是比較接近欒成顯先生的。我們現在討論封建這個問題,實際指向的是討論社會形態的問題。討論社會形態的問題,實際指向的是歷史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也就是上午龐先生講的歷史規律問題,最終討論這個問題的價值指向在這個地方。對此,我們應當有個理論自覺。以往歷史學研究中,講到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態(學說)時,強調它的普遍性、規律性、一元性比較多。但是,這些年感覺又有一個新的趨向,就是要把馬克思關于社會形態的闡述,解釋為歷史特殊論。以往的趨向固然有它的偏頗,現在向歷史特殊論傾向傾斜是不是也有問題。我們不應該以一種傾向來掩蓋另一種傾向。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昨天我們在上海開會的時候,龐先生也在場,黑龍江大學張奎良教授給馬克思下了一個斷語,認為“馬克思是一個徹底的歷史特殊論者”,這是他的原話。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覺得馬克思確實非常關注各個國家不同地區的特殊性,這一段點,我們不必諱言,而且,這正是我們要向馬克思學習的地方。馬克思精細的考證各個國家歷史的特殊之處,給我們樹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典范。我讀馬克思、恩格斯論歷史科學的書中,一個鮮明印象就是收馬克思的語錄比較少,這也反映出馬克思是多么的謹慎。這在他的人類學筆記以及對卡夫丁峽谷的討論中都體現出來。但是,無論馬克思怎樣關注歷史的特殊性,無論怎樣關注各個地區、各個民族之間的不同,他最終是要構建一個歷史普遍性的規律,他最終的價值指向在這里。昨天(上海討論會上)馮天瑜先生也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最終還是指向歷史普遍性的,但是他認為這個歷史普遍性所依據的材料前提是不完備的,我們現在討論封建問題正是要進一步完備這些材料。因為時間關系,我未來得及回應他的看法。我覺得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問題。如果說我們把所有的世界歷史上的材料全都研究凈盡了,然后歸納出一個普遍的規律來,這是不可能的事,從邏輯上來講,也不可能。如眾所知,歸納法局限性是比較大的,演繹法更加周圓。馬克思所用的方法是邏輯和歷史的相統一,不能夠因為馬克思沒有看到很多材料而就否定他的學說當中具有的普遍意義和普世的價值。從“西歐”這個概念本身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它本身就蘊含著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剛才廖(學盛)先生也講了,五種社會形態不是斯大林發明的。應該說,它是符合馬克思本人的原意。但是在這五種社會形態當中,原始社會主要的是來自美洲,奴隸社會主要的是來自希臘、羅馬,封建這一段主要的是來自法國,資本主義這一段又主要的是來自英國。這樣來講,你說它是來自西歐的哪里?當馬克思講奴隸制的時候,法國在哪里?德國在哪里?當他將(考察)資本主義的視野置于英國的時候,德國在干什么?所以西歐也不是一個整體,馬克思明明知道他所看到的西歐這個地方和那個地方不是一個整體,為什么他還要用一個完整的“西歐”這一概念?這里就有一個內在價值指向。希臘、羅馬,實際是就在南歐了,而芬蘭、挪威這些屬于北歐的國家實際上也是在馬克思的視野里,他為什么還要用西歐這個概念。使用了很多的諸如“西歐怎么樣”的表述。這里就蘊含著他的概念最終是要走向一個普世的價值,一個普遍的價值。這樣一個道理似乎也不是很復雜的。

具體到現在所討論的問題,當前有些學者在討論封建時,認為“封建就不專制,專制就不封建”,說封建主義不是專制,而是對專制權力的分散和控制。此種概括實際上是布洛赫根據9—13世紀歐洲社會的歷史做出的。根據此種概括,他們要制定出一個關于封建標準的概念,符合這個標準的就叫封建,不符合這個標準的,就不叫封建。馮(天瑜)先生以及侯建新先生他們都是這樣一個看法。我因為是做史學史的,這樣一個看法實際上在解放前已有學者提出了。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彭述之,他在1946年的兩篇文章中專門闡述了相關問題。他是我國托派的第二號人物,地位僅次于陳獨秀,在第四國際中的地位也非常高。他的觀點與侯先生等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這種觀點?他的文章,其中一篇就叫做《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可見,他的觀點完全是為了批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而來的。所以李根蟠先生在論文中講到封建的問題與新民主主義的關系“如何如何”,這不是要給什么人扣帽子。我們在史學史上確實能找到類似的例證。我們現在的學者是不是像彭述之這樣的,暫時不能下這個結論。我只是說在史學史上,像彭述之確實是用此類觀點寫了實實在在的文章來針對毛澤東的文章。關于“封建不專制,專制不封建”的觀點,實際上王亞南先生也曾經有過類似看法。他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也有提到這件事,但是最后王先生是放棄了這種看法。王亞南先生是非常深刻的經濟學家,他為什么放棄了這種看法。他的理由在于,由秦統一所產生的變化至多表現為:在政治上,非集中的貴族統治的封建形態轉變為集中的專制官僚統治的封建形態;在經濟上,把分田制祿的封建地主經濟形態轉變為履畝而稅、佃田而租的封建地主經濟形態。他又說,所謂中國封建社會在周末已經解體的觀點,單純從形式上和政治觀念上考察,雖然不無道理,但進一步深入考察歷史的本質就難以成立了。所以,王亞南原本也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在周末已經解體了,但后來對封建制做深一層的論究時,始覺得錯了。所以,我們現在一些學者的看法是王亞南已經放棄了的,有沒有必要把一些前輩學者已經放棄的看法重新揀起做再檢討,我覺得還值得討論。另外,像王亞南先生這樣深刻的學者為什么要放棄他以前的認識,我想他一定是有自己的道理。這值得我們深思。總的來講,在20世紀30年代關于封建社會的討論,除了馬克思主義學者和非馬克思主義學者或反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的分歧之外,在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是這種不一致主要是表現在它的上限不一致,下限則是一致的。他們在下限上取得的一致,其價值和意義,遠遠大于他們在對封建劃線時在上限上的不一致。以往我們在總結前輩學者的看法時,更多的關注他們上限的不一致,也就是強調“西周封建說”、“春秋封建說”等。相對來講,比較忽略了他們在下限上的一致。我想,前輩學者他們在下限上為什么取得一致,也許值得更加深入地關注。還有李根蟠教授在他的以前的一篇文章中也點出來過,30年代關于封建的討論跟奴隸制的討論不一樣,當時有人就否定中國奴隸制的提法,包括王明等,后來陳伯達也曾經否定過。但是對封建的討論不一樣。大家都認為中國經歷過封建制,沒有誰說中國沒有封建制。只不過是在時限上有區別。這也是一個特點。我覺得這方面的問題還需要做深入地挖掘與探討。總而言之,現在我們討論封建問題的時候,應當對以往學者已經取得的成果有所梳理,有所總結,這方面李根蟠教授做了很多的工作,下了很大的工夫。馮天瑜教授他也做了相當的工作,在他的書中也引用了李根蟠先生非常詳細的表。我們對前輩學者應當有所借鑒,對他們已經說過的話,我想我們就不必再說。如果他們放棄的一些觀點,修正的一些觀點,我們應該對此有所反省。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避免走一些彎路,避免把前輩學者已經放棄的一些觀點重新撿起來,而后再做簡單重復,這不是前進。我發言的基本用意就在這里。

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界對“封建主義”的反思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三

黃春高

(北京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界一直對“封建主義”進行反思,從反對無限擴展廣義的封建概念到否定以“封土封臣”為核心的狹義封建主義概念。中國學者不可不加分析地用來作為反對在中國使用“封建主義”概念的支撐。



我是研究世界史的,不做中國史,因為寫了一篇介紹西方史學界討論封建的文章所以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今天的發言也主要介紹西方學界對封建主義的討論。

“封建”問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在討論,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在討論,主張狹義封建論的也在討論。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不斷討論,討論結果,以至有些人說“封建”是一個“專制”的術語,我們要拋棄它,不再使用,我們看到二十一世紀出來的一些關于中世紀史的書說,在英語世界已經不用“封建”這個概念了。但實際情況也不完全是這樣。

西方學界對“封建”反思的結果,表明他們原來使用的封建主義概念(指非馬克思主義的狹義和廣義的封建主義)是存在問題的。問題在哪里呢?

在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界,無論是廣義的封建主義,或是狹義的封建主義,其核心都是封土和封臣。但封土和封臣是原來說的那樣嗎?9、10世紀以前是什么狀態,13世紀以后是什么狀態?史實的考證結果,不是原來說的那么一回事,真正實行封土封臣式封建的時間就縮短了。另外,發現封臣和封土之外還有家族關系、宗法關系、國家關系等等,矛盾出來了。這就是封建主義“悖論”。這是從史實角度考證的結果。另一方面,他們從史學史的角度進行疏理。指出“封建主義”是“發現”的封建主義,在歷史上并沒有這個封建主義。12、13世紀就有人在討論,但討論的只是封建的法律,然后15、16世紀有一班搞法律的人,找到這樣一部法典,然后說,你看,在倫巴弟是這樣的,在法國北部盧瓦爾河、萊茵因河之間也是這樣的,后來又發現在英格蘭也是這樣。于是封建主義在19世紀就被他們普遍化了。黃敏蘭老師說,西歐中世紀也有非封建;但把封建主義普遍化的不是馬克思,而是他們自己。在馬克思以前已經完成這個工作。結果是“封建”由法律、政治的東西走向經濟、走向社會。到馬克思主義,把它作為一種社會形態。西方廣義的封建主義,現在公認的代表是布洛克,其實在孟德斯鳩等人那里已經有廣義的因素。他們這樣研究的結果,認為封建主義是個架構、是個建構。他們反對這個。英國的蘇姍·雷諾茲1994年出了一本書,就叫《封土和封臣》,她認為“封建”這個概念化是后中古時代的一個創造,有點像我們說的后人把這個東西強加于前人的意思。所以,認為狹義的“封建”概念是有問題的,我們應該拋棄它。這就是他們說的悖論。他們又把這個“悖論”推衍到國家的層面上,指出中世紀國家不光有封土和封臣,封建與專制并非對立,國家也有加強中央集權的行為,國家的權力并不是都在衰落。所以西方一些學者反對“封建主義”是從反對廣義封建主義,即無限擴大“封建”的含義開始,最后發展為反對狹義的封建主義。

這個結論被國內的一些學者拿過來。不過,西方的有關討論主要是在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之間進行的,它針對的一是封土,二是封臣。認為封土和封臣不存在,或者封土和封臣雖然存在,但之外還有其他東西。我們有些學者拿過來,作為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在中國使用“封建”概念的支撐,這有點相對牽強。如蘇姍反對狹義封建主義,但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封建”概念比狹義“封建”概念好得多。

通過上述介紹,我想說明西方的有關討論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內容,我們不應該不加分析地用來作為反對在中國使用“封建主義”概念的支撐。


從四種封建概念的演變看三種封建社會的形成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四

黃敏蘭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學術研究要去政治化,否則會阻礙學術討論。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要從史實出發,不是經濟學理論概念所能解決的。西歐封建制存在兩層關系:封君、封臣關系和領主、農奴關系。馬克思主義學派只抽取領主、農奴關系,擴展為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棄封君、封臣關系于不顧,可稱為后期的狹義封建主義。封建社會是大地產與小農的結合的理論不能成立。



封建問題很重要,牽涉很多理論問題。現在看來兩種意見針鋒相對,激烈交鋒。在我看來,這不是兩條路線的斗爭,而是各人根據不同材料、使用不同方法得出的不同結論。問題在于我們把它當作什么問題來研究:政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有些人把這個問題往政治掛勾比較緊,一說秦以后無封建似乎就是否定革命。這樣會對討論造成障礙。我覺得封建問題在歷史上曾經是政治問題,老一輩革命家為了革命需要,要為社會定性,這在當時是有它的合理性,但也破壞了歷史的真實性,犧牲了學術獨立的原則。現在革命任務已經完成,在改革開放時代,應該從政治向學術轉化,去政治化。不要把學術研究和現實掛那么緊。現在的政治是構建和諧社會,與以前不一樣。我想起以前的一個例子。在20世紀60年代,黎澍請蔡美彪先生寫關于農民戰爭的問題,題目是農民戰爭的幾個問題,發表在歷史研究61年第4期,文章批判了農戰史研究的現代化傾向。這篇文章引起很大反響,有些人反對,南京軍區一位領導看了以后特別生氣,說,我們是靠農民戰爭勝利的,我們對農民很有感情,誰否定農民戰爭就是反革命。丁守和先生當時是編輯部的,他說:對農民有感情是一回事,研究農民戰爭又是一回事。感情不能代替學術研究,如果將古代農民戰爭說成和現代農民戰爭差不多,那就不科學了,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丁先生還說:現在農民戰爭的實際地位跟他們高大形象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建國以后農民實際上是最苦的。說明歷史研究要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既定目的出發。反帝反封建這個口號當然出了一定作用,但當時革命畢竟是革命實踐的結果,黨領導人民實踐的結果,并不是什么封建論的功勞。而且當時革命有許多具體的任務,比如說抗日戰爭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戰爭時解放全中國,這些更起到直接的決定性作用,夸大反帝反封建口號的作用不大符合歷史事實。關鍵在于這個結論是否運用科學的方法得出來的,是不是符合歷史的真實。李根蟠先生認定鴉片戰爭前是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學者正確研究的結果,實際上郭沬若并沒有研究,而是根據邏輯推理得出來的。他說,只要是一個人體,無論是紅藍黑白,大體相同,由人組成的社會也一樣。這段話大家都很熟悉。他客觀上也沒有時間研究。后來他也進行了反省,承認自己是公式主義。我差不多是死死把唯物主義的公式往中國古代套,而我依據的資料又是那樣的有問題。郭老自己都自我批評了,我們還需要堅持他們過去的那種錯誤做法嗎?我覺得過于強調政治因素是不利于學術研究的。

在討論中不免涉及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看法,各人對馬克思有不同的解釋,有的說馬克思多線,有的說馬克思單線,有的認為馬克思是普遍論,有的認為馬克思是特殊論,這些不同看法,誰也不能說自己是正確的。可是李根蟠先生就說馮天瑜先生違背馬列主義,根本不懂馬列,說人家是錯了,馮天瑜的意見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嚴重指責、挑戰,這種說法不大合適。不同的理解,誰能說自己唯一正確的呢?這種說法比較武斷。

關于封建問題的討論,我覺得有很重要意義,對認識歷史規律、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特點,對歷史學科的建設,都有重大意義。以前歷史學主要是為了證明某些領導人的話。現在要從事實出發,不是為了證明,而是為了研究歷史,認識社會。如何把歷史的真實告訴讀者,是歷史工作者的責任。今天上午龔書鐸先生說是牽扯到他的飯碗問題,我不明白,究竟是您老人家的飯碗重要,還是歷史學看真實重要。

對現在的研究狀況,我有一個分析。的學者是從經濟的角度,如馬克垚先生,有的是從社會形態出發,站在唯物史觀的角度,得出的結論有所不同。如李根蟠先生從社會形態看,他說:當封建用于指稱某種社會的時候,它就具有某種普遍性的品格,可以用它來研究世界上類似的社會的歷史,而不局限于西歐一地,于是就有東歐的封建社會、亞洲的封建社會、非洲的封建社會等等。就是說,只要你認為用封建來指一個社會,它就是封建社會。我覺得這是否太簡單化,沒有歷史學的論證。為什么用它指稱,就怎么怎么?前提就是唯物史觀天然合理。就具有點石成金的作用。這種說法不完全。馬克垚先生提出的大地產和小農的論點,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作為歷史學的借鑒,但不能代替歷史學分析。他的概括過于簡單。對于大地產和小農,它在各個社會是怎么表現的,大地產和小地產之間是什么關系,還有種種的東西,沒有歷史學的分析,是一種欠缺。

我覺得“封建”不是概念問題,不是經濟學所能簡單說明的,應該用歷史學的論證、歷史學的方法、史料來證明。我同意王學典的觀點:至于一個地區的人類社會歷史有沒有經歷過哪幾個時代,比如說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這是一個歷史學的問題,是個歷史事實的問題,因此,是只能通過實證研究,經驗材料來解決的。不是歷史觀和方法上的問題,更不是一個信念的問題,就是說某一地區有無經過某一時代,歷史唯物主義原理適用不適用于這個地區的歷史,是兩個彼此不相干的問題。應該把這兩個問題分開:我們是研究歷史呢,還是研究生產方式?今天欒成顯先生說了好多地租形態的問題,什么貨幣地租等等,這些作為基礎知識是應該掌握的,但對于說明歷史現象有多少意義?我看不出來。我在這里介紹侯建新教授“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里面說到西歐的農奴如何勞動,如何受剝削,由于某些法律的保障,他能成功的抵制領主過分的剝奪。這樣才能解釋西歐率先現代化的原因。你要光從抽象的經濟學的地租呀什么的,那就看不出西歐歷史發展的具體狀況。

現在我來說正文,題目是《從四種封建概念的演變看三種封建社會的形成》。

關于封建概念,大多數學者論述的有三種:西周的、西歐的、五方式理論的。我發現還有第四種,就是中國的。因為不能把中國的和五方式的混為一談。中國封建概念是根據五方式創造的,包含的完全是中國自身的內容,都是什么落后的、保守的等等的東西。西歐封建概念中沒有,其實五方式理論中也沒有。什么封建迷信了,封建會道門了,都是中國特有的東西。西周封建大家清楚,不用多說。西歐的feudalism,是以封土為核心建立的具有廣泛意義的制度。關于封建社會有幾種,好像沒人論述,可能大家都認為只有一種,肯定論者認為西歐和中國都屬于這種封建社會。否定論認為中國沒有封建社會,只有西歐有。我覺得有三種不同的封建社會:西歐的,是原生態的,真實的,具體的;一個是五方式論的,是抽象的,觀念性的,在人類歷史中找不到實際例證;中國封建社會是根據五方式論的抽象公式,取得了封建性以后產生的。盡管是具體的真實的存在,但社會結構與西歐不同,是名不符實的封建社會。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問題,取決于西歐封建制和封建社會有沒有普遍性。關鍵在于人們如何概括西歐封建制度。西歐封建制是以封土為基礎形成的制度。由于自然經濟的制約,君主和一些貴族要下級為他承擔義務,把土地分封給下級,而受封貴族出于同樣原因,又把土地進一步分封,只留下一小部分土地作為自己的領地。領主把領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由地,一部分給農奴作份地,以換取他們的勞役。這樣,就在封土基礎上形成兩種時基本制度和社會關系:一種是封君封臣的關系,又稱附庸制;一種是領主與農奴的關系,形成莊園制。湯普遜說莊園制是封建制度的下層,反映出貴族對中世紀非貴族階級的關系,封君封臣制是封建制的上層,反映貴族內部的關系。對西歐封建制的不同理解,形成三種學說:一些西方學者只認定封君封臣關系,不認為西歐封建制有普遍性。法國學者布洛赫肯定上述兩種關系,被稱為廣義封建主義。至于他是否認為西歐封建制度具有普遍性,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據我看好像沒有,而且布洛赫認為不能把人類社會過于抽象化。馬克思主義學者比較贊賞布洛赫的廣義封建主義,但并沒有按他的思想干。西歐封建是具體的歷史的概念,只適用西歐地區,但經五方式論的抽象,成為經濟學意義上概念,由于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環境和具體的歷史的規定性,而變成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就像馬克垚先生說的,如果認為封建是一種社會形態,是大土地所有制與小生產的結合,是農民和地主的對立,那么它的普遍性就是沒有疑問的,中國和西歐都存在過封建社會,都有封建時代。

這個封建制中有兩層關系,五方式論只抽出其中一種,就是領主和農奴的關系,把有決定意義的封君封臣關系棄之不顧,絲毫不考慮第二種關系實際上是由第一種關系發展而來的。這樣,第二種關系莊園制豈不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末?馬克思主義學派為什么要把第一層關系排除在封建制之外?因為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學者將封君封臣關系理解為政治法律制度,這跟馬克思的經濟經濟決定論相違背。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學派不自覺地因襲了西方學者的這種片面認識,不是去完善它,而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把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所以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西方學者只關心封君封臣關系,是狹義封建主義,豈不知他們也是狹義封建主義,我把他們說成是后期狹義封建主義,這也是片面的。因為他們把封建理解為地主剝削農民或大地產與小農的經濟關系,忽視了封建社會中重要的法律關系,把復雜的社會用一個簡單的公式概括,就難以看到歷史的全貌。從史實看,封君封臣首先是經濟制度,正如馬克波羅赫說的,各種保護關系,從一開始就涉及經濟方面,附庸關系和其他關系都是如此。具體來看,封地形成莊園地產,是封建經濟的基礎,農奴和地主都賴以謀生。其次,作為軍事制度的封建制也有經濟意義。戰爭的經濟收入是西歐中世紀貴族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馬克波羅赫論述了貴族作為武士職業的重要意義,因為戰爭是武士獲利的重要手段,貴族打仗,除了為上級盡義務以外,也許是一種利潤來源。事實上,戰爭是貴族的一種產業。貴族如何從戰爭中獲利呢?一個是得到上級獎賞,再一個是掠奪平民財產,分配戰利品,從俘虜獲取贖金,戰爭已經成為一種合法行業,所以法律對分配戰利品和收取贖金都有規定。所以,布洛赫說它是貴族的主要產業。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封建制兩層關系的密切聯系。封建貴族有兩種身份:武士和領主。有兩種職業,戰爭和經營地產。這兩方面反映在兩種封建制中。而西歐封建的兩種法律:封建法調整貴族內部關系,莊園法調整領主和農奴的關系,也是這兩種制度的具體體現。

大地產論出于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在這種理論的影響下,人們只注意生產性經濟,而忽視非生產性經濟。實際上在人類社會中非生產性經濟占相當大的比重,比如說,剛才說的戰爭收入。此外還有權力收入。中國古代皇帝官僚主要是依靠強權取得財富,并不是通過地產收取地租。像劉邦說的,他置的產業比他哥哥大,他置的產業是政治產業,不是土地經營。就領主和農民構成的莊園制也不僅僅是經濟制度,而是政治的法律的經濟的復合體。湯普遜說,莊園制的性質與范圍,是理解中世紀時代經濟社會史的關鍵。他是一種政府形式,也是一種社會結構,沒有非經濟制度,領主恐怕是很難獲得地產收入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安德森也指出,把封建社會只概括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并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前資本主義形態通過超經濟強制運行,有關政治法律將上層建筑,是其生產方式的本質結構,因此不能不通過如主權分割、封君封臣關系等來理解封建社會。

現在具體分析大地產與小農結合的公式是否符合歷史事實。首先,莊園地產是領主大地產和小農小地產的結合,不光是大地產。布洛赫說過,莊園土地分成兩部分,區別十分明顯,而又相互聯系。一方面有領主親自經營的自領地,另一方面,有眾多的中小地塊他們的持有者要向領主提供各種義務。歷史學家稱之為“采地”。從經濟角度看,一份大產業和許多小地產的共存是領主制的基本特征。所以在莊園內部也是大地產和小地產共存的。如果把農奴僅僅看成是受剝削者,出賣勞動力的生產者,看不到他們受剝削的經濟前提是領主給他們的份地。這就無法說明他們受剝削的一些基本條件,而這正是西歐生產方式的一個特征,是中國所缺少的。更重要的是忽視農奴的財產關系,西歐封建制瓦解的原因也無從認識。因為農奴對份地的繼承、買賣,取得對地產的私人財產權,正是封建制度解體的一大表現。即使在整個社會,大地產也不是地產的全部。這里有很多統計數字,因為比較繁瑣,就不具體講了。根據沈漢的《英國土地制度史》布洛赫的《法國農村史》,還有馬克垚主編的《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第二章,都說明大地產只占很少一部分,有的占1/3,即使有的占比較多,也有縮小的趨勢。在中國,也不是大地產占主要地位。以大地產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征,是有所缺欠的。中國大地產與西方不一樣,有官民之分。官就是國家的、官僚的,國家的大地產經常靠掠奪庶民百姓地產來擴充。如漢代的楊可告緍,明代朱元璋緝沒官田等。官僚的大地產也是靠掠奪,如漢代簫何強買民田宅數千萬,明代大學士梁楚的兒子為與庶民爭地產殺死他全家二百人。這在西方很少見。所以光說大地產,不講它的具體表率形態,并不能反映歷史的真實面貌。又如漕糧,生產漕糧有大地產,也有小地產,但都屬于國家控制的經濟。所以用大地產小地產也說明不了問題。再一點,地產經濟不是古代經濟的全部,商業經濟也很重要。西方工商業是私人的民間的,所以有城市制定的城市法和商人自己制定的商法。中國不但由國家嚴密控制民間的工商業,而且國家本身就有龐大的工商業。使官僚貴族能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需要。清代雍正的御用作坊無所不能,制造的器物之多令人難以置信,還能制造大炮,三年制造了三百多門大炮,三千多輛戰車。制造武器應該是工部和兵部的事,錢由戶部撥,但他都跳過了這些機構,自己決定的。有人愛說中國皇權和西歐差不多,這一比就比出來了。西方國王絕對沒有這樣的權力。

傳統大地產與小農結合論又有地主與農民對立的觀點,認為這是封建社會主要矛盾。這在中國起碼不是一個準確的概括。中國社會主要是皇帝官僚集團與廣大編戶齊民的矛盾,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是次要和從屬的。西方是多元社會,沒有主要矛盾之說。教權、皇權、城市、貴族各方面都有很多矛盾,很難說什么是主要矛盾。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抽象的地主階級,只有兩個具體的階層,官僚地主和庶民地主。兩者待遇和經營方式是不同的。中國和西方的小農在生產條件上也有極大差異,這些如不作具體分析,就看不出社會發展的不同進程,為什么中國長期那么落后,為什么西方率先現代化?

傳統封建理論有一個重要觀點,認為封建國家代表地主階級利益,來證明封建社會論的合理性。這個觀點也不能成立。其實官僚階級王亞南有個說法,他們只能代表他們自己,并不能代表地主,從他們掠奪地主的行為就能證明這一點。

由于時間關系,我就說到這里。總之,一切都要用史實說話,不能用理論來推論。這是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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