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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實問題研討會發言匯編(三)
來源:國學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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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研究 堅守陣地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九

廖學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所)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依次更替學說的研究,這是當前捍衛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課題。氏族部落血緣關系作用的降低和私人大地產的產生,是封建制度形成的兩個前提,不可能出現在原始社會末期。蘇聯史學對人類文化作出重大貢獻,應予正確評價。



我覺得現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離開歷史唯物主義成立不了。現在迫切需要加強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要加強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依次更替學說的研究,這是當前捍衛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大課題。假如把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推翻了,歷史唯物主義就沒有什么好講的了,所以這個問題絕不能含糊,要堅守陣地。有意見可以討論,但原則立場一寸也不能退。這是很嚴峻的問題。據我觀察,四人幫倒臺以后,關于社會經濟形態能不能成立,已經討論了多次。第一個大回合是八十年代討論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專制主義。當時出現了“河殤”這些玩意,無非是說東方特殊。現在從譯名上做文章。關鍵詞是“泛封建”,一“泛”就歪了。實際上還是社會形態學說靈不靈。我們不是教條主義,對社會經濟形態理論的許多問題還要深入研究,并非已經研究得盡善盡美,搬教條就行了。說實在,現在還沒有多少教條可搬。現在不是教條的問題,而是要堅守陣地。我堅信類似問題的討論絕不是最后一次,大概要到社會主義真正取代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勝利了,這種爭論才會少一點。在這以前幾百年,我看還會反復討論。維護這種學說要說出道理來,反對的也要說出道理來。要培養接班人,準備一代一代討論下去。這個事情至關重大。

第三:奴隸社會也要堅守陣地。有人說,奴隸社會早已否定掉了,我不那么認為,事實擺在那里,你否定不掉。你不承認,但是人家都承認的。奴隸制外國有,中國也有,封建社會之前一定是奴隸制,不可能是別的什么。

奴隸占有制社會經濟形態和封建制社會經濟形態是前后相承的不同社會經濟形態,是舊大陸不同地區普遍存在過的,中國也不例外。

僅從兩個方面看這兩種先后相承但又有質的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差異。

1、氏族部落血緣關系的不同作用。根據我的知識,這是非常重要的。有決定性作用。

作者于1994年發表的《奴隸占有制與國家》一文中,曾經指出:“在源于原始社會的氏族部落的血緣關系占有重要地位的奴隸占有制國家早期發展階段,是不可能產生‘農奴制’的”(《廖學盛文集》,第185頁)

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中的這樣一個論斷值得高度重視,他寫道:“雖然從血緣關系產生出來的各種義務在封建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封建社會并不只依賴血緣關系。”(中譯本,第700頁)這一點很重要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本質上是不一樣的。

2、私人大地產的產生。私人大地產的所有者剝削小土地占有者,封建制度的本質就是這個東西。這個東西在原始社會瓦解是是不可能產生的。私人大地產是在奴隸制瓦解以后才能產生。

恩格斯在《馬爾克》一文中提到的“土地公有制”和“歸全民族的代表者國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的異同值得深究。就希臘羅馬的情況而論,當公民權、占有土地的權利和服兵役的義務(也是權利)三者合一的時候,私人大地產不可能存在。只有通過漫長的奴隸占有制關系的發展,城邦的土地占有制日漸瓦解之后,才可能出現私人大地產。

這幾年,蘇聯史學被攻擊差不多了,不是教條就是胡說八道。我在蘇聯讀了五年書,這些年來都在讀俄國人的書,對這種說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十月革命以后,蘇聯學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依次學說的基礎上,用具體事實加以論證,在這方面,貢獻非常之太,這應該是對人類文明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此予以輕視,是對歷史不負責任。我建議大家花點時間好好研究蘇聯的史學。從蘇聯史學史看,有些說法是毫無根據的。比如有人說五種生產方式是斯大林強加的,最起碼的常識都沒有,你好好讀讀馬恩的著作,馬恩五種生產方式的思想非常明確。1918年列寧論國家,也說得再明確不過了。斯大林那個東西是1938年才出來的。實際上蘇聯討論奴隸社會發生發展規律是1933年,最關鍵的時司特魯威的文章。是根據對埃及的研究。現在西德出的書還印了這篇文章的譯文。在這以前,俄國就有一些學者研究這個問題。最有名的是 ,他的書二十年代就出來了。怎么能說是斯大林搞的呢?這是胡說嘛!應該加以澄清。關于五種生產方式,蘇聯的十卷本世界通史,里面還有很多好東西。例如關于封建社會,一開頭講法蘭克社會跟原來社會不一樣,就是破血緣。因此,對蘇聯史學要有一個正確的評價,要好好研究。

中國的封建制社會歷史階段不容否定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

劉丹忱(代表劉明翰)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態理論和社會發展階段理論決不是受“古典進化論”影響的結果,也沒有什么單線、多線的矛盾或不一致。科學地揭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本質和規律應是歷史科學的基本理論任務。拋開唯物史觀以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性質來判斷社會歷史階段的共性標準,而以布洛赫對于西歐封建制的個性特征的歸納作為標準否認中國封建制存在的觀點缺乏說服力。從歷史事實可以看出中國的封建制社會歷史階段不容否定。



作為一個晚輩,特別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提供我這樣一個機會,向各位專家、前輩請教,也包括向侯建新先生請教。我的文章的副標題就是與侯建新等先生商榷。



侯建新先生的《“封建主義”概念辨析》一文(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認為,在我國將西歐的feudalism社會視為具有適用于包括中國歷史在內的普遍意義的“封建制度”或“封建社會”,最初源自嚴復受西方“古典進化論”影響而作的誤譯;繼而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中,人們把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包括封建社會和封建制度在內的社會形態發展階段概念,特別是斯大林的 “封建制”概念視為普遍規律,運用于中國歷史分期。“從此西歐和中國有了相同的‘封建社會’”。然后,侯先生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形態演進階段的論說 “顯然受到古典進化論的影響”,而且存在著“單線”和“多線”的差異;而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更是“教條化”的產物。由此造成了混亂。侯先生遵循馬克·布洛赫的觀點,強調西歐的feudalism社會有四大特征:其一,非血緣、非集權的封君封臣制度。其二,莊園制。其三,尚武的武士等級是統治階級。其四,領主附庸關系中具有“原始契約因素”。他認為,相比之下,中國秦至清代的社會卻具有相反的特征,是實行“皇權專制制度”的社會,不能與西歐的feudalism社會混為一談。侯先生主張,秦至清代不應再稱“封建社會”,有的學者已提出“專制官僚社會”和“王權主義”等稱呼,可以討論那種稱呼更合適。

我們認為,這些觀點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

第一,侯先生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概念是受到西方“古典進化論”影響的結果。這一論斷是難以成立的。因為達爾文首次發表《物種起源》是在1859年11月,把達爾文首創的進化理論運用到人類學而形成人類學中的“古典進化論”(以主張“單線進化”著稱)的代表人物泰勒、摩爾根等人的著作都是在1860年以后才問世。而馬克思、恩格斯提到“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是在1845至1846年間寫成的,比《物種起源》早14年;馬克思在其中提到“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在1859年1月寫成的,也比達爾文的書早十個月。可見,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那些發展階段“顯然受到古典進化論的影響”,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侯先生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態演進階段理論存在著“單線”和“多線”的差異。事實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和《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本是馬克思同一時期的著作,甚至可以說是同一部著作中的不同部分,因為前者是從后者抽出一部分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來出版的。怎樣理解馬克思所作的以上三種“發展階段”或“社會形態”的論說的差異呢?龐卓恒先生經過考證認為,《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做的依次演進的發展階段都是只就西歐而言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的“三大形態”或“三大階段”的論說則是就全人類而言的,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其中包括了“家長制的關系”,從《資本論》等著作來看,馬克思所說的“家長制的關系”主要就是指“亞細亞形態”或“東方社會”。可見,馬克思所做的那三種演進階段的論說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從人的生產能力和與之相應的分工和所有制關系的發展演進規律來劃分不同的演進階段或社會形態的。他注意到東西方發展道路各不相同,但肯定發展規律是相同的。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演進階段或社會形態論說里并不存在“單線”和“多線”的差異或矛盾。

第三,侯先生說斯大林的“封建制”概念是“教條化”產物,我們認為,從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去揭示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根本屬性,這個方向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的。斯大林關于封建生產方式和整個“五種生產方式”的論說,后來被一些著作當作普遍適用的公式,是不對的。但是,把它視為對人類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演進的發展規律的一種概略性的表述,還是有其合理性的;把它貶為“教條化”產物而根本予以否定,絕非科學的態度。

第四,馬克思主義學者劃分社會形態或歷史發展階段的標準是根據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性質來判斷某種社會形態在從低級向高級發展歷程中所處的歷史地位,劃分的目的是為了認識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演進的歷史發展規律。而這條演進的主線應該是生產力的解放以及人自身的解放。在這方面,馬恩有許多論說。具體到封建社會,最根本的判斷標準應該是什么呢?是在的小生產的基礎之上,自然經濟占優勢地位,封建主占有大部分生產資料和不完全地占有勞動者本身,以榨取地租(不管是勞役地租、實物地租或是貨幣地租)為主要剝削方式,超經濟強制和人身依附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馬克思雖然不止一次提到具有農奴制、莊園制和領主附庸制的封建制度是西歐獨有的,但并不否認其他國家存在過與西歐封建制度本質相同的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這突出表現在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經歷“三大階段”或“三大形態”的論說中。文章中這段論述比較長,我們認為有不少西方學者也贊同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作為判斷歷史發展階段的標準,在這里不詳細談了。

第五,中國秦漢以降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及其體系構成,不僅構成我國這一歷史階段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的各主要特點的重要根源,而且也涉及到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一唯物史觀的標準判斷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性質的核心問題,所以我們有必要進行深入的辯析。

侯建新先生對中國的土地所有制作過這樣描述:“皇權俯視下的蒼生,除輔佐他的王公大臣士大夫外,幾乎全部都是國家編戶制度下的小農,即“編戶齊民”。齊民,無差別之意,這里主要指政治等級上的無差別。小農對土地擁有低度的或有限的所有權,而中央王朝擁有最高和最后的所有權,明顯的標志就是朝廷向每一個編戶民征收田租和賦役,“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在中國漫長的中古時代,皇權對土地的最高所有權和對民眾的廣泛支配權,是西歐封建制從未擁有過的。”我們認為這種論斷并未對中國秦漢以后各歷史階段的土地所有制作動態深入的考析,而從文中的字里行間簡單地推論為在中國漫長的中古時代實行的是一種“土地國有制”甚至是“君主土地所有制”這與西歐的土地所有制不同,從而進一步論證中國皇權“東方專制主義”與西歐封建制的不同。其實歷史的事實并非如此。

從時間維度上看,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所有制必須以動態、發展的視角去把握,如果籠統地一概而論。商鞅變法“廢井田,民得買賣”,標志著完整的土地國有制被打破;從商鞅變法至唐中葉均田制被破壞之間的這段時期,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從法律意義上講國有制還曾占過支配地位,比如說魏晉時期的屯田、占田,北魏、北齊、北周、隋唐的均田。但到唐中葉均田制被破壞為止,地主私有制與土地國有制在長期的斗爭過程中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土地私有制占據了主導地位。

從空間維度上講,有“公田”與“私田”的區別。中國歷代王朝都擁有數量不等的國有土地,然而,“國有土地”和“土地國有制”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法律中對土地私有是有明文規定的。另一方面,國有土地與皇帝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是有區別的,從秦漢以來,在設官分職上歷代都有不同的系統分別管理國家土地和皇帝私有土地,如“大司農”和“少府”之類,而且這種國有和私有的區別不是某一個朝代的偶然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的事實。因此,在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上,如果簡單地將國家權力與皇權劃等號,恐也有失察之嫌。

還有幾點需說明,一、田租與賦稅的區別,國家從“公田”上收取的一般是國有土地的地租;而從“私田”上收取的是國家賦稅,從歷代的收取比率上看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決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我們的文章舉出了歷代租賦的不同比例。在侯先生關于土地所有制的論述中,似乎還只字未提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好像在中國除小農以外,只有中央王朝或者更直接說只有皇權具有土地所有權。如果將地主向封建國家交納的課稅也籠統地說成是“田租和賦稅”,而非“國稅”的話,那么,除了封建國家(或君主)之外,在廣大人群都應被視為受著它的剝削的同一階級了。而這似乎與兩千多年間,農民與地主階級長期斗爭的歷史事實不相符合。

二、國家權力與土地所有權的關系。土地所有權受到國家權力的干涉,并非中古時代的中國所特有。古希臘、羅馬一般被認為是依法律保護土地私有制,可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的雅典,庇西特拉圖沒收反對派貴族后裔的土地,在農民中分配。公元前八八——八二年的羅馬,蘇拉派取得勝利后,為鎮壓馬略派的反抗,一批批公布“剝奪名單”,被列名者,可以任人殺死,其財產出一部作為殺人者的獎金外,其余由政府沒收拍賣。即使是近代的美國,南北戰爭時期,1862年美國會授權總統可以沒收南部同盟各州文武官員的莊園財產。恐怕我們也不能據此說美國的土地所有制是國有制吧。

三、土地國有制與中央集權沒有必然聯系。唐宋以后,土地私有制迅速發展,而中國正是在此后中央集權政治得到了大的發展。所以想當然地把土地國有同中央集權掛靠在一起,也難有說服力。

從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入手,我們可以進一步剖析,地產的經營、地租形態、人身依附程度、超經濟強制等,就會發現它們正是依賴于小生產和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基礎而存在的封建歷史階段所共有的生產關系。由此可見,中國學者把戰國秦漢以后至鴉片戰爭前的社會稱為“地主封建制”社會,是有道理的。

第六,近代先賢們在翻譯西方學術用語時,大都有意“掛靠”一些多少有點“牽連”的中國古詞語,但其實際含義已有根本的區別,這本是大家都早已明白而且認可的事。日知先生很早就對“封建”一詞的譯法提出過異議,但他在結語中的態度是“‘拂特封建’譯名問題,正由于東西方歷史文化關系而發生的,譯名是次要的了。”只要“研究西方中世和中國中世,各從歷史實際出發可也,這樣,feudalism與我們的“封建”或“中世封建”的對譯就可以有利而無害了。”其實對于名和實的關系,即概念與現實的關系,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現實是第一性的,概念是第二性的。如果拋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的本質特征不顧,卻以譯語不符合中國古詞語原意而加以否定,如此說來,像“民主”、“共和”這類采用中國古詞語的譯名是不是都該否定了!那確實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一次地震了。

第七,歷史規律中的共性與個性的統一問題。歷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科學是在一般層面上揭示因果必然性的規律,藝術是在個別層面上顯示因果必然性的形態,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揭示了一個總體框架,是人類歷史發展中共性的東西。而不同時代、不同環境和不同民族的歷史進程中又呈現出具體的歷史形態,應當是個性的東西。布洛赫的標準不能作為界定中國是否存在封建社會的標準。這就好像在動物學中,不探究本質屬性,以鯨魚和斑馬的諸多不同點來否定它們同屬于哺乳動物一樣。

第八,人類社會是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歷史過程,科學地揭示這一過程的本質和規律,應當是一切歷史科學特別是歷史觀的基本理論任務。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各個時代的依次交替,而這種更替與發展是有規律的;這種一般規律貫穿于人類歷史的始終,但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又具有不同的特點。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所體現出的這種普遍性與特殊性統一、常規性與變異性統一的辯證法,正是唯物史觀的精髓所在。主張廢棄“奴隸制”、“封建制”的稱謂,而以“古代”、“中古”來代替,我們認為是一種倒退。

全面完整地把握馬恩關于封建主義和社會形態的理論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十一

劉秋根

(河北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下午

馬克思、恩格斯不同時期和不同著作中,不存在社會發展“單線直進”與“多元異途演進”的對立;這種觀點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形態學說及其方法論缺乏整體把握造成的。全面疏理馬恩對封建社會的論述表明,它是一個多角度、多層次的學說體系,既有對西歐封建社會個性的揭示,也有對封建社會共性的概括,對各國歷史有大體的適用性,中國秦以后社會具備馬恩所揭示的封建社會的共同特點。

我的發言主要談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封建主義學說和社會經濟形態學說中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是否存在所謂“單線直進”與“多元異途演進”的對立?

在關于“封建”名實及相關問題的討論中,凡是否定封建社會形態的普遍性、否定社會經濟形態依次演進學說的學者,一般都在馬、恩的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之間,在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斯大林之間,制造出所謂社會發展“單線直進”與“多元異途演進”的對立,作為他們的理論基石之一。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社會形態學說及其方法論缺乏整體把握造成的。馬克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暨封建社會歷史的研究,有其獨特的方法論,如果方法論把握不準,或未予以注意,便可能在馬克思高度抽象的類型化分析面前迷失方向。

例如,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從考察分工的角度,論述了部落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依次變化,而到《1857—1859年經濟學手稿》時,考察的卻是亞細亞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的并存及其各自的特征。這是因為馬克思19世紀50年代受到地質學及進化論的影響,形成了結構主義思想和以此相應的獨特的方法論。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像地球的地層結構一樣,包含著不同歷史時代的“沉積”,人們可以根據這些“沉積”,“復原”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在這種方法論思想之下,一方面社會經濟形態演化表現為可以劃分為階段的、“依次更迭”的、不可逆的歷史演進過程;另一方面則表現一種“沉積”的結構,一種疊加的、同心圓式的結構。前者是一種歷時態的研究,而后者則是一種共時態的結構性的探討,就前者而言,社會經濟演變是單線的、依次演進的、不可逆的,甚至可以說是簡單的;就后者而言,則社會經濟形態演變是存在的多種發展可能的,是存在曲折逆轉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也是存在錯位的,有些滯后、有些先進,有些發展成熟典型、有些發展先天不足或只有萌芽狀態,總之是絢麗多彩,絕不可能強求一致的。

馬克思在論述社會經濟形態時,還運用了歷史環境(這里講的社會環境,而不是自然環境)決定論分析方法。馬克思強調:“極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出現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的信》)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及其以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1884)中,強調的都是諸種社會形態的依演進,而唯獨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1858)中卻未談依次演進之意,而且所言三種所有制形式似乎都是同質的歷史階段,每一種所有制形式似乎都經歷了長時期的演變,是次生的形態了。之所以會這樣,正是因為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強調的是歷史的互相影響、即歷史環境的差別對社會經濟形態演變的影響。前者強調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后者強調歷史發展的選擇性及多種可能性。分析了三種公社形態,既分析了它們的原生形態,又分析了它們的次生形態。為什么日耳曼后來走上封建的道路,這是由于它遇到了羅馬帝國這樣的歷史環境。不同的歷史環境,使公社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

整體說來,對于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而言,是一元的,是有整體性、共同性的;但對于每一個民族而言則又都有其特殊性、有選擇性的、可以跨越性。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學說,以及我們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社會形態學說,強調的是社會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這個角度。只有從這一角度,才有可能顯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及規律性。如果非要將斯大林的觀點及蘇聯、中國乃至西方某些歷史研究中對這一學說的運用所形成的歷史觀點稱之為“單線發展觀”甚至斥之為“歷史宿命論”,認為它貶低了人類的創造性,而將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對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的表述稱之為所謂“多線發展觀”、并將二者對立起來。顯然是不正確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學說及其方法論認識不夠全面而得出來的錯誤觀點。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形態學說是不存在所謂“單線發展觀”與 “多線發展觀”的對立的。它是一個整體性質的學說體系。

第二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封建主義和社會經濟形態的學說的適用性問題。它具有普適意義,抑或只是適用于某一地區?

在關于“封建”名實問題的討論中,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從來都是立足于對西歐中世紀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狀況來論說feudalismus的。中國秦以后社會與封建主義不想不相兼容。不錯,馬克思的封建主義學說主要根據西歐各國情況作出,在他的有關論述中,確實未對中國、印度、俄羅斯乃至所謂整個東方的封建主義問題明確發表意見。但這樣一種狀況是否就能說明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主義學說只是一種地方性,沒有普適性,不適合于中國呢?。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有諸多論述封建學說的文本,其論述角度也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馬克思、恩格斯從他們年輕時代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學說開始,就不是從法律、政治、軍事角度,而是從經濟角度,從分工、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等角度提出其社會經濟形態學說的。特定時代的生產關系、生產方式暨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結合方式,是其核心含義。馬克思指出:“從直接生產者身上榨取無酬剩余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由生產關系本身產生的經濟制度的全部結構,以及它的獨特的政治結構,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經濟形式上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資本論》第三卷,頁891—892)或者更具體一點說就是“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要素……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資本論》第二卷,頁44)可見,社會經濟形態的劃分,從其最本質的層面為人類社會發展劃分出階段,是我們研究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科學方法之一。馬克思的封建主義學說雖然是按照西方中世紀歷史特征抽象概括而出,但其所抽象概括的正是西方社會與其他地區社會的共同性的一方面。因此馬克思的封建主義學說暨社會經濟形態學說對中國古代社會的適應性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對封建主義社會形態的具體論述有不同的層次與角度,其中有些是具體論述西歐各國封建主義的特點、有些則是從一般意義上論述封建主義的。對此我們必須做完整把握,才有可能認可其對于整個人類歷史的普遍適應性。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對封建主義進行具體論述的有17篇,其論述的角度大體有以下四種:

第一、為了探討資本主義怎樣從封建經濟結構中萌生,馬克思、恩格斯運用邏輯與歷史結合的方法,從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結合方式的角度,對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起點的封建經濟結構作了研究。這種研究整體上是建立在確鑿的歷史事實基礎上的,但是又是邏輯性的。這可以《資本論》第一卷、第三卷為代表,包括《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等。

第二、運用歷史實證研究的方法直接論述中世紀的歷史、封建主義的歷史。這可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1884)、《論封建制度的瓦解與民族國家的產生》(1884)、《關于普魯士農民的歷史》(1885)等著作為代表,馬克思晚年的民族學、人類筆記,亦屬此類。這里有時亦帶有論戰性質,但整體上說是歷史的,是從歷史事實層面作的概括。

三是對現實政治、軍事、經濟事件、經濟發展趨勢進行評論批判時,運用同時態方法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作的比較、抽象、概括。如恩格斯的《英國狀況》(1844)、《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4—1845)、《普魯士軍事問題和德國工人黨》(1867)、《“德國農民戰爭”一八七0年版序言的補充》(1875年)、馬克思《對民主主義者萊茵區域委員會的審判》(1849)、《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革命的西班牙》(1854)、《法蘭西內戰》(1871)等著作及論文。這種論述亦常追述歷史,但主要是建立在對現實制度、風俗的觀察、比較基礎之上,其論述概括性是非常強的。

四是在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或共產主義原理進行表述及與當時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著作家論戰時,對封建主義學說的一種理論上的研究與表述。這方面的代表作有: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1845—1846)、《哲學的貧困》(1847)、《共產黨宣言》(1847)、恩格斯的《卡爾·馬克思》(1877)、《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1880)、《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1886)等。這種論述常上升到理論層次,是對人類社會形態演變規律,尤其是封建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規律的一般概括,有時還有相當強的論戰性質。

以上四個角度,第一角度與第四角度屬于更為一般的層次,第二角度與第三角度則是第更具西方地方特色的層次。我把以上17篇文章中對封建主義諸種含義的論述歸納為一個表,又將第一層次的封建含義抽出,并去其重復、稍加整合,得到如下簡要的菜單:

1、人身依附的普遍存在。

2、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

3、要想榨取剩余勞動,必有超經濟強制,即依附制度。

4、封建主及其特權,還有地方特權、等級特權。

5、以某種共同體為基礎。

6、直接生產者不是奴隸,而是小農奴。

7、土地占有的等級性質。

8、城市、鄉村對立,城市中形成了與封建土地占有結構相適應的行會所有制,即手工業的封建組織。因有幫工、學徒制度,城市形成了類似的封建等級制度。行會手工業者、商人本質上是共同體成員,存在某種依附關系。

9、粗陋的生產力及狹隘的生產關系。

10、封建宗法的社會。

11、貴族、師傅、手工工場主以及專制君主、僧侶、封建君主的統治。

12、封建統治依靠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規模的農民公社經濟。

13、生產者是勞動條件的所有者,普遍存在以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私有為基礎的小生產,即自由農或依附農的農業或城市手工業。

14、商品生產,通常個體生產者是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產的生產原料,用自己的勞動資料、用自己或家屬的手工勞動來制造產品。

15、在中世紀特別是最初幾世紀,生產基本上是為了自己消費,即滿足生產者自己及其家屬的需要,在有依附關系的地方,還滿足封建主的需要。交換有限 ,市場狹小,生產方式穩定。

16、地方與外界隔絕,地方內部團結。

17、個人特權

18、生產秩序由封建土地所有者與行會師傅所代表。

這18項都是關系到經濟基礎和社會形態的特征。大體符合

將這些特征置諸中國戰國秦漢直至清代前期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封建社會只有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的區別,如封建土地所有制、依附關系與超經濟強制的普遍存在、農奴制、貴族特權、封建宗法社會、等級特權、地方特權、行會手工業、勞動者是土地或其他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個體小規模生產、資本以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形式存在等等。應該說這就是是中西封建經濟形態的共同之處。或者如以上《“封建”論考》所言乃是中西封建的可以通約之處。

還應該指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根據俄國印度等國的情況,對非西方地區多談論其公社基礎上的亞洲專制制度,在晚年的人類學筆記中,否定了柯瓦列夫斯基等人對印度封建的看法。但是,馬克思在此只強調亞細亞所有制形式(印度公社為典型)之上政體與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之上政體的差別。強調亞細亞形式這下沒有私人所有權、在小共同體之上有一個總合的所有者農業手工業結合等特點,而在這些特征之下,最容易形成最為專橫的專制政體,這種專制政體又以俄國沙皇的統治為典型。故而亞細亞所有制形式,這種亞細亞類型的公社注定要保存得最久。但是在脫離亞細亞公社的原生形態以后,建立起亞洲專制政體的亞細亞公社形態如何,馬克思沒有具體論證,依其論述之邏輯,這時應該是這種公社的次生形態而次生形態,依馬克思之理論,它應包括建立在奴隸制、農奴制等基礎之上的一系列社會。也因為如此,馬克思在否定柯瓦列夫斯基關于印度封建的一些觀點時,并未從一般意義上否定印度社會的封建性質,大體上說是從一些具體特征否認柯瓦列夫斯基將印度封建與西歐封建簡單類比的觀點。

綜上所述可見,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經濟形態學說中是不存在所謂“單線直進”與“多元異途演進”的對立的。而馬恩的封建學說是一個多角度、多層次的學說體系,有其獨特的方法論,對各國歷史有大體的適應性,中國古代當然也不例外。運用這種理論,有助于我們對歷史發展規律的認識。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暨封建學說來指導歷史研究,必須完整地學習和正確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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