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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名實問題研討會發言匯編(二)
來源:國學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8/8/13] 瀏覽:

[國學網]

從經濟形態看中外封建社會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三

馬克垚

(北京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關于“封建主義”的討論與二戰以后西方史學界的對原有概念和理論的反思有關。作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在世界上有其普遍性。應該歷史地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封建社會理論。如果如實把西歐中世紀看得長些,西歐封建社會也有君主專制。

我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
為什么會有關于“封建制度”的討論?西方史學在二戰后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西方史學的一些概念、定理是十九世紀中期蘭克以后定下來的,二戰以后有三個方面的傾向值得注意:一是原來強調單線進化,現在比較多的學者主張多線發展。這是因為對東方了解多了,發現東方的發展并不一定與西方一致。二是原來強調斷裂,強調革命,強調截然的分期,現在則強調延續。三是對過去的定義重新思考,是否太機械了,或者只是從西方情況出發。這些反思有一個好處,一些西方學者發現西方中心論有問題。他們對西方歷史有了新的認識,“黑暗的中世紀”已經不提了,中世紀也有商品經濟,也有人性、理性。宗教改革的斷裂性,工業革命的斷裂性降低了,對原來工業革命的定義、農業革命定義、封建主義的定義等等,提出懷疑。這些反映了一些西方學者對西方中心論的質疑和批判。

我的觀點,雖然單線進化有毛病,應該注意各國歷史的多樣性和特殊性,但共同性、統一性,仍然是有的。如果沒有,歷史就是亂七八糟的,社會無法發展,我們現在講的“現代化”也無從談起了。雖然應該注意到歷史的延續性,但斷裂仍然存在,如果光有延續,沒有斷裂,社會就劃分不出發展階段來。宗教革命、工業革命雖然不是與以前截然不同的變革,但仍然是一種革命。如果一切都變動不居,都成為模糊的東西,科學也沒有了,定義也沒有了。西方這樣一種思潮確實有進步意義,但不能走過頭。

國內也是這樣,史學也應該反思。過去確實過于強調階級斗爭,強調經濟,而相對忽視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作用。現在重新討論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的作用,封建社會的內涵等,是有好處的。但我仍然認為社會形態學說是正確的,經濟是基礎。雖然以前經濟的作用強調過頭,但如果反過來經濟無關緊要,個人決定一切,文化決定一切,我也不同意,那就從一個極端跑到另外一個極端。

總之,現在我們應該對過去的觀念、理論進行正確的反思,以推動史學的前進。對“封建主義”的討論也反映這種趨勢。

第二點。
關于封建主義,我過去寫過一些文章,主要從西方出發,現在又補充不了什么東西,就表一個態吧。我覺得應該區分狹義的封建主義和廣義的封建主義。狹義封建主義是從西方來的,主要是從政治形態講的,強調西方的封建君臣關系。廣義的封建主義是指一個社會,包括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兩個方面。現在說中國沒有封建的人(葉茂的綜述已經介紹了有關情況),我看大部分是從狹義封建制度來講的,說我們的“封建”和和西歐中世紀對不上號。其實外國人早就說過這些話,如顧立雅,他就比較過西周“封建”與西歐的封建,哪些合適,哪些不合適。柯爾本也作過這種比較。各個國家有各個國家的特點,我國的封建,細細來摳,當然不會與西歐完全一樣。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形態,作為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產的結合的社會形態,封建社會在世界上有其普遍性,這不能否認。秦暉說關中“無地主”,也有人說中國地主越來越少,占有土地越來越分散,但還是有地主。關中只是一個特例。

第三點:
討論中涉及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封建的理解。我們應該歷史地對待馬克思的理論。關于封建主義,馬克思講了不少話,這些話是在不同場合講的,我們對它的意義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考察,現在應該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馬克思對封建主義主要是從西方歷史來了解的,因為他對東方歷史確實了解不多。我們還要注意到,在馬克思的時代(19世紀中期),即使西方封建的定義也在形成過程中。如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還沒有提出封建制度,而是說封建法律,根據的資料也有限。后來蘭克的一些學生,搞經濟史的,才對封建主義作初步的總結。那時封建概念仍在變動中。現在被認為是的經典性封建主義著作——布洛赫的《封建社會》和岡紹夫的封建主義尚未出來。在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講“封建”時,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封土封臣,這是西方人的習慣思維。但馬克思提出社會形態學說,把“封建”視為一種社會形態,這也是沒有疑問的。馬克思評論科瓦列夫斯基的筆記,指出印度沒有歐洲式的封建制度,指的就是封土封臣制,后來又說印度沒有農奴制,這就涉及基礎。因此,需要對馬克思的著作進行深入的研究。

國際上有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的大規模計劃,要出114卷,要作詳細的注釋。我非常欣喜地注意這個信息。我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也有在這方面開展研究的計劃。這些東西出來,可以幫助我們解讀馬恩的著作,特別是早期著作,了解馬克思對“封建”的早期論斷和晚期論斷,他的根據是什么。這對我們討論封建社會形態,討論五種生產方式等問題是有好處的。當然,各種各樣的說法很多,例如有人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一樣的,恩格斯修改的《資本論》第二、三卷不符合馬克思的思想。考證未必正確,因為它帶有考證者的主觀印象。但也可以提供我們研究的參考。我們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應該作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點
有的中國學者把封建和專制對立起來,說“中國無封建,中國有專制”,把中國稱為“專制主義社會”。這也是從政治層面看問題,因為專制不專制是政治制度。這種意見不一定對。13世紀的西歐國家,中央的權力比較小,領主割據的情況比較嚴重,所以從政治上看,西歐的封建和專制有距離。以此衡量中國,中國就沒有封建了。但我要說,西歐的封建社會也是比較長的。我的這個老弟(指龐作恒先生)不同意我的觀點,哈哈!現在有的西方學者確實把西歐封建越說越短,過去說15世紀,現在有說13世紀的。甚至說封建沒有了。我們本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的黃春高介紹過蘇姍·雷諾茲這方面的意見。所以,外國也有無封建論。

但我覺得從經濟形態,從經濟方面看,西歐的封建社會是很長的。過去說,西歐圈地運動以后,一帆風順,工業革命發展很快,實際上發展不太快。我在1997年主編出版的《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一書序言中,曾經提出封建社會由于其生產力低下,發展緩慢,所以不可能太短。西歐的封建社會不應該截止于15世紀,也不應該截止于17世紀,而是還要晚,應該截止于18世紀。所舉出的理由是經濟上,直到工業革命以前,西歐仍然是一個落后的農業社會;政治上則到處充滿了封建的統治。還引用了法國中古史家勒高夫的觀點,他也早就提出中世紀應該延長到18世紀工業革命(9-10頁)。現在再補充一點材料。

過去大都認為,西歐從15世紀以后,資本主義就一帆風順,快速成長。由于西方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已經可以計算出當時的許多生產數字。說明就是英國,這個被認為是工業革命的源頭,它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是十分緩慢的。直到18世紀甚或更晚,傳統的封建經濟仍然十分強有力。我現在舉一個比較精確、學界認可的計算例子。一般認為1760-1830是工業革命的年代,但根據麥克可洛斯基的計算,在1780-1860年間,傳統經濟(包括農業和其他手工業等)占不列顛的經濟比重為79%,這就意味著在工業革命開始的1760年,它會占到90%。而在這一段時間內,傳統經濟還在發展,但現代經濟發展更快。傳統經濟的勞動生產率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長,而同一時間,現代經濟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為1.8%,三倍于傳統經濟。(Mokyr,J.,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p.11)農業的發展更為緩慢。里格利曾以英國鄉村農業人口和全國人口之比來表示英國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則1700年為1.82,1750年為2.19,1801年為2.76。就是說,19世紀初,一個農業人口只能養活兩個人多一點。農業的現代化,要使用拖拉機耕地和化學肥料才可以實現,那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年的事。)最近彭慕蘭等人主張的中國在18世紀不落后于西歐的觀點,也證明西歐的封建社會應該長一些。

如果把歐洲的封建社會看的長一點,則它的政治體制到后來也發展出專制主義的統治也是沒有疑問的,只是表現形式與中國不一樣。


“封建”概念討論中若干問題的探討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四

張豈之、劉文瑞

(清華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以“封建”對譯feudalism,是當時能夠找到的對應這一社會形態的恰當翻譯。運用“封建制度”這一范疇來研究中國歷史,并沒有產生與西方中世紀或西周“封建”的混同,反而能夠更好彰顯中國封建社會的特色。“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廣泛運用,反映了中國史學界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幾代學者推進史學理論建設的成果,是不可以任意加以否定的。

我六月份接到歷史所開會的通知,當時我正在住院,但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高校系統往往會聽到這樣的訓詞,某某教學大綱有關社會形態一律不提,這使我很吃驚。如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都不提,那么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從何說起?當然,現在還沒有看到明文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慢慢來嘛!中國的奴隸社會否掉了,封建社會也不能用,是不科學的名詞,也否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逐漸挖空了,唯物史觀都不存在了。應該承認,在歷史學學術討論領域里,有些問題需要嚴肅對待。

我和劉文瑞同志寫了《封建社會概念辨析》這篇文章,我們的基本觀點是:贊成繼續沿用“封建”概念,不改。前人已經作出很大成績。

文章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封建”爭論的由來,不多講了。
把feudalism翻譯成“封建”,開始于日本學者;把“封建”這個詞匯用在中國歷史研究上,首推梁啟超和嚴復。我們看了很多的材料。正式把feudalism翻譯成“封建”制的是嚴復。“封建”一詞,無疑是當時能夠找到的對應這一社會形態的恰當翻譯。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人們把封建制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形態,給這一詞匯注入新的內涵。經過長期的討論,現在我們學者也不同于西歐中世紀的領主封建制。所說的封建社會,既不同于傳統的西周的“封建”制度。現在沒有人會把我們所說的封建社會誤以為是西周的封建或西歐的封建,沒有人會產生這樣的誤會。從梁啟超、嚴復就有這個苗頭,起端是比較好的。

我看了馮天瑜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論文,好像考察不大全面,把封建社會概念的廣泛使用完全歸罪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這是不大符合歷史實際的。

第二個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

我們要理解封建社會,就要把二十世紀、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分析取得的成果,以及中國封建社會具有的特點進行一些歸納。我們前輩學人,不管是實證主義史學家,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中國秦漢以來到清中葉這一段歷史的分析,有一些共同點,不完全是相悖的。我們把它概括一下:

第一,皇權專制和等級制度:我覺得專制這個詞是可以用的。馬克思在分析東方,如俄國、印度、中國的政府管理體制的時候,用了兩個詞:一個叫中央集權的政府,還有一個叫東方專制制度。但中國秦漢以后專制體現在哪?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實證主義史學家都承認,是皇權專制。故宮里面的太和殿,就是皇權的象征。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而這種等級制度的糟粕一直遺留到二十一世紀。

第二點,社會的階級與階層結構。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家對此做出很大貢獻,雖然有一段時間強調階級斗爭過分了一些,但對封建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對立的揭示是有貢獻的,很多成果值得今天參考。在這個問題上,不同史學家之間有些分歧,但也有若干共同點。

第三,政教分離和思想變化。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研究在這方面也有進展。在這里簡單談談我個人的看法。中國封建社會中一般來說政教分離,沒有形成像西歐中世紀那樣的宗教黑暗時期。因而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以探究現實問題為主,有明顯的經世致用的傾向。從漢代起,儒家的經學成為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皇權統治以經學作為武器,民間以經學作為維系社會關系的價值準則。歷代的官方正版經籍、社會啟蒙讀本、民間鄉約村規,在思想觀念上都同經學有關。經學自身也通過不同的注釋和解讀獲得不斷的發展。中國封建文化中既有維護皇權的正宗思想,也有制約皇權的民本思想。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特點,在于其繼承傳統的同時通過不斷予以新的闡釋而加以發展,同時又善于融合不同學派和異域的思想文化,由此形成思想文化上延綿不斷的繁榮局面。在這方面,二十世紀有點偏差,否定過多。二十一世紀初,我們回顧發現,如果對傳統文化否定過多,弘揚民族精神容易落空。

第四點,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這在世界上貢獻很大,在這里不詳細論述了。

依據以上簡要的說明,可以看出,在20世紀,當史學家(并不限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封建制度”這一范疇來思考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時,并沒有和西方中世紀混同,我們,包括馮天瑜教授,找不出把中國封建社會混同于西周封建或西歐封建的例子,相反,能夠更好彰顯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特色。我們應該感謝二十世紀前輩史學家的貢獻。

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想著重談的——封建制討論中相關問題的探討。

我有幾點看法。

第一,詞匯中的“言不盡意”問題。語言文字是用來表達現實的,但是現實總有一些難以言說的東西,尤其是人類的思想,抽象的概念,不可能得到充分完滿的表達。《道德經》開頭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對言不盡意的最早表述。莊子對此有進一步發揮。到了魏晉,言與意的關系成為一個重要的玄學命題。在現代哲學中,言與意的關系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有人把這一命題概括為“所指”和“能指”的關系問題。在關于封建制的討論中,我們應當看到,循名責實、追求語言的邏輯一致性是必要的,但過分苛求就有可能背離討論宗旨。在關于封建制的討論中,有些學者反復推敲“封建”的古義和西義,對西周封建制和西歐封建制都有較多的論證,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封建”這一詞匯經過學者的抽象后所具有的超越了具體封建形式的社會形態意義。這是不足取的,也不利于理論思維的提高。要言之,西歐的領主封建制是產權制度安排,中國的西周封建制是政治制度安排,而“封建社會”或“封建主義”則是對相應社會形態的科學抽象。

第二,概念表達中的優化問題。由于抽象詞匯的“言不盡意”,所以,就有了改進和發展相應詞匯概念的可能。如果我們能夠找出更好的詞匯來準確地表達相應概念,這當然是學術上的進步。然而,直至目前,我們必須承認,在各種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限制下,我們不是總能找到這一途徑的。即便是一個已經有著缺陷的語句,當我們找不到比它更好的語句時,則只能使用它。何況封建制這一詞匯在現階段并未表現出重大缺陷。所謂語言的重大缺陷,是指它在使用中有可能產生或促成明顯的誤解。而在中國,人們很少對封建制這一詞匯產生重大誤解。稍有常識者,都不會把中國封建社會等同于西歐的領主封建制,或者等同于西周的分封制。因此,貿然改變它反而有可引起學術上的混亂。一個社會,沒有慣性就不能保持穩定。一個學科,沒有習以為常的關鍵詞匯就無法形成規范的知識體系。封建制已經是現有歷史學科的一個關鍵詞匯,在沒有重大誤解的前提下,除非學科體系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可能被輕易拋棄。

即使這一詞匯存在明顯不足,如果加以改變,還要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替代詞匯。從目前的學術討論來看,在相關論文和著作中,那些不贊同封建社會一詞的學者,所提出的替代性詞匯,尚無取代這一詞匯的優勢。歸納起來,這些取代封建社會的提法,有中國“傳統社會”、“中世紀社會”、“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等等。但是仔細思考,這些詞匯,反而有可能引起學術界的混亂。例如,“傳統社會”的提法,顯然過于籠統,等于什么也沒有說,不足以反映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而“中世紀”的概念,本身就是研究西方尤其是研究歐洲的一個專用詞匯,是以希臘羅馬為代表的古典時代和文藝復興以后的近代作為參照體系的,移植到中國,缺乏西方式的參照系,會使其形成歧義。稍有不慎,還有可能產生把中國歷史同歐洲歷史簡單比附的現象。馮天瑜提出的“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的似乎考慮較為全面,但其核心在“地主”一詞,而且他提出可以把“宗法地主專制社會”簡稱為“地主社會”,這也未必妥當。近代以來長期使用的“地主”一詞是與農民相對的,人們在使用習慣上,“地主”不包含普通農民。而要作出這樣的解釋和界定,又有可能帶來新的爭論。比如,為何不能稱為“農民社會”?即使大家都接受了“地主社會”的概念,能否反映出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內容和特征?傳統中的“士農工商”,只強調“農”能否反映社會全貌?顯然,在這些問題得不到很好解決的前提下,改變封建社會的概念,并不能推動史學學科的發展。

第三,學術發展中的繼往開來問題。學術研究中,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是學術生命力的表現。如果死守傳統,就會失去活力;而如果只強調創新,又可能迷失本原。“繼往”同“開來”是相聯系的,“推陳”和“出新”是相統一的。如果把二者對立起來,就會失去辯證法的本意。那種割裂傳統與現代、舊與新的所謂兩分法,恰恰違反了辯證法。如果“封建制”不能用,中國近代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失去了依據。封建制這一詞匯,從它的自身演變來看,也是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的。承認這種變化,在研究中不斷賦予其符合時代發展的新意,這正是學者的任務之一。

“封建”這一詞匯,在社會發展中和學術研究中已經發生了語義變化,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回到過去。在中國,“封建社會”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廣泛運用,反映了中國史學界在西學東漸的大背景下,幾代學者推進史學理論建設的成果,這其中既包含了老一代的實證史學的貢獻,更包含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貢獻。這些,是不可以任意加以否定的。這種貢獻,究其本質是學術性的,是在歷史研究中運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的嘗試,探究它的演變,發掘出這種演變中包含的學術成就,這才是我們應當做,而且要努力做好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推進歷史學的創新。

我總的觀點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封建觀,堅持使用中國“封建社會”這一詞匯。

封建社會本質特征的共同性及其具體形態的多樣性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五

龐卓恒

(天津師范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關于“封建”名實問題的討論,關鍵是承認不承認人類社會發展有共同規律。認為馬恩講的封建社會只限于西歐說法站不住腳。小生產、自然經濟,加人身依附,是廣義封建社會的共性,西方東方都要經歷這一發展階段,但它在各地區各民族的表現形態則是多種多樣的。中國古代限制君權的思想比西方強得多。對西方某些人利用所謂“專制主義”攻擊社會主義的中國,應該有所警覺。

否定中國歷史上存在封建社會的思潮,這幾年來,正如李根蟠先生說的,越來越咄咄逼人。馬克垚先生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關于中國有沒有封建社會的文章,開頭就說:討論有沒有封建社會的問題,前提是承不承認社會發展有規律。要是沒有規律,那就沒法討論。要有規律,我們就可以討論有沒有封建社會。這一觀點提得非常尖銳、非常直截了當。問題的實質確實是這樣。

昨天在上海開哲學與史學對話的會議,很熱鬧。馮天瑜先生在會上說馬克思講的封建社會就是西歐封建社會,中國秦以后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宗法地主專制社會。西歐有契約關系,中國沒有。我提出兩個問題,如果馬克思認為封建只是西歐的,那么馬克思有兩段話怎么解釋。一是《資本論》第三卷第47章:“在直接勞動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資料生產上必要的生產資料和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內,財產關系必然同時表現為直接的統治和從屬的關系,因而直接生產者是作為不自由的人出現的;這種不自由,可以從實行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減輕到單純的代役租。”怎么理解?而且馬克思把農奴制、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西方的、東方的、歐洲的、亞洲的,全放在同一系列,怎么理解。第二個是馬克思在《1857—1958年經濟學手稿》直接把西歐封建制和“家長制”放在一起,認為是同一性質的東西。“家長制”是個什么詞,我對了英文版,這個詞有時被譯成宗法制度。馬克思把封建制和宗法制、家長制關系放在一起,應該如何理解?他沒有回答。會后交談,我又問他:你說西歐的有雙向的契約關系,中國的三綱當然是單向的,五倫是不是雙向的?“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不是雙向的?他承認是雙向的。第二天會上,哲學家張奎良又說中國沒有封建,馬克思只承認西歐有封建。還說馬克思的三形態是按人是否獨立,是否有自由來劃分的。我又提出這兩個問題。還是沒有回答。最后討論歷史有沒有真實,哲學家們幾乎一致認為,歷史沒有真實,一切都是建構。我建議把爭論搬到一個網站上去。有爭論才能求真理。

我這篇文章講,必須承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性。馬克思具體講封建確實多指西歐封建,但往往明確指出這講西歐意義封建,恩格斯也講拉丁封建主義、羅馬日耳曼封建主義。為什么要加一個前綴作限定詞?還有我上面講的這些,如何理解?這里有一個共性問題。所以列寧斯大林明確把封建作為一個歷史發展階段。他們說是泛封建概念,實際上是廣義封建概念。封建社會的本質是小生產加自然經濟,在這基礎上的人身依附關系,但其人身依附關系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封建社會的共同的本質,共同的規律就在這里。只要存在小生產、自然經濟、人身依附關系,就有封建社會,反過來說,它們解體了,封建社會就消亡。這就是共同性。

我很尊重我的師兄(指馬克壵先生),但對西歐封建社會的長短問題有不同意見。你剛才引用的幾個材料我確實沒有看到,到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還是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我一定好好看。但我提議不要光從農村人口看,還要看城市;無論鄉村、城市,要看它與商品經濟的聯系有多大,與市場的聯系有多大。為什么馬克思也說十六七世紀是資本主義開始的時代?如果我們確實有根據證明這個結論不確切,完全可以提出更正。

我說廣義封建社會的共性就是小生產、自然經濟,加人身依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政治領域都有表現。東方、西方,都經歷這么一個階段。在這種共性下,有各種各樣無窮無盡變異和表現形式,那是多樣性。



多線和單線這個詞完全是西方學者使用的詞匯,我贊成師兄剛才介紹的,單線原來就是指西歐歷史發展的線索,后來認識到西歐的發展不是普遍的,還有跟西方不同的發展道路,所以提出多線,這有一點進步性。但是,提到本體論和方法論來說,我們把它拿過來就壞了。壞在哪?說馬克思的社會形態演進學說是受單線進化論影響,后來才又提出多線。多線是對的,單線不對。馮天瑜先生那么看,我們學校的侯建新先生也那么看。進化論什么時候才有呀?達爾文進化論是1863年才有的,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是1845年,已經提出四階段演進。《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年,比達爾文還早十幾年。摩爾根的著作也是一八六幾年。怎么是馬克思受單線進化論的影響?這些說法莫名其妙,太不講道理了,連基本的事實都不顧了。

所以,我感到現在的討論涉及到是否存在規律,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學說,研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研究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

現在說到第二個問題:是否西方封建社會就是契約關系,東方就是皇權專制?我非常贊成豈之先生說的意見。我想補充的是,中國限制君權的思想比西方強得多。西歐找不到那么多民本主義、限制君權的思想。西方限制君權的思想,布洛赫引了《薩克森法鑒》中的一段話:國王如果逆法律而行事,那么,他的封臣有權起來反抗,甚至參加反對他的戰爭。這就是所謂“反抗權”。這已經是公元后多少年。可是孟子說“誅暴君”,比他早一千多年。限制君權、限制皇權,從思想體系說,中國比西方強得多。當然,我們也不是說中國沒有專制,中國有專制。馬克思也用過東方專制主義這個詞。我很贊成甘泉同志、學盛同志當年組織的對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批判。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是針對非西方國家的一種稱呼,反映了西方人瞧不起東方人的根深蒂固的心態,魏特夫把它拿來直接攻擊中國的社會主義,說現在的社會主義是歷史上專制主義的延伸。我可以說點最新動態。前些日子參考消息刊登了美國新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一篇文章的摘要,說現在又回歸意識形態斗爭,就是自由主義和專制主義的斗爭。我找到英文的原文,它發表在英國《星期日泰吾士報》上,說得很帶火藥味。篇頭語寫了幾句話:忘掉伊斯蘭威脅,即將來臨的戰斗,將要在專制國家,像俄國、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同其余國家之間爆發。前天我和于沛通電話時說到,西方現在有股思潮,他們所謂鷹派認為現在正在形成以俄國、中國和伊朗組成的邪惡軸心。民主國家要聯合起來對付這個新的邪惡軸心。他們似乎是“民主”的專利權的所有人,誰不接受他那種牌號的“自由民主”,他們就說誰是專制主義,就要打你。我不是說,使用專制這個詞的學者都幫了他們的忙,但我們確實要有警覺。

最后我要引用馬克垚先生的一段精彩的話:

“西歐封建社會的政權被稱為封建君主制。王權較弱,不能和中國中央集權的皇權相比。但西歐王權的強弱也因時因地而不同。一些研究者認為西歐的君權有兩種傳統,一種是日耳曼傳統,主張有限君權,君王的權力應受到法律限制;另一種是羅馬傳統,主張無限軍權。即以英國而言,如亨利一世的加冕誓詞,約翰所簽署的大憲章等,都體現了王權受到限制的情況。但亨利二世等君王在位時,獨斷專行地處理國務,頒行法令,一些史學家也認為當時是專制主義統治。后來的理查二世更認為他在法律之上,可以隨意制定或廢除法律,國土使它的私產,臣民須服從他的統治。他宣稱法律在我的口中,在我的胸中。但他對政事處置不當,中被貴族廢黜。

中國的君權也有兩種指導思想:儒家與法家。儒家學說中富有民主傳統,所以總有限制君權的主張。孔子作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很有批評精神。孟子提出民貴君輕說,而且明確指出貴族可以廢黜國君,‘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董仲舒倡天人感應說,宣傳君權神授,但同時他也把人君的行為是否符合天道作為對人君的一種限制。如果人君倒行逆施,那就要受到天的警告、譴責、以至報應,‘傷敗乃至’。他說:‘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朱熹大力宣揚三綱五常,一向被貶斥為封建專制主義之極力鼓吹者,但朱熹仍有限制君權的言論,他反對皇帝獨斷,說‘上至人主以下至于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宰相),參之給(給事中)、舍(中書舍人),使之孰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后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他議論漢高祖、唐太宗之爭天下皆出于私心,‘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且說后來的帝王莫不如此。也還是有民主精神的。”(馬克垚:《中國與西歐封建制度比較研究》,載《北京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馬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在北大學報上,說得很好,富有啟發性。王在法下,限制君權,在西歐真的沒有找到這樣的言論。



“封建”名實問題討論的實質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六

龔書鐸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關于“封建”名實的討論,不僅僅是一個名詞問題,而是關系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能否成立,封建社會形態以及其他社會形態是否能夠成立問題。



對今天所要討論的議題,我雖然沒有研究,但很關心,因為和我的“飯碗”有關系。我是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過去都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反帝反封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如果封建社會不存在,那么半封建從哪來呢?既然半封建不存在了,就像前面有些先生講到的,那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胡鬧。那還反什么封建呀?那豈不成了無的放矢?什么推翻三座大山?鬧了半天,鬧什么呀?而且,新民主主義革命接著就是要搞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了。那么社會主義前面的階段與任務不能成立的話,后面還能成立嗎?什么社會主義,有中國特色的主義,你整個都鬧錯了。所以我覺得有關封建概念的討論,不僅僅是一個名詞的問題,而是“封建”作為一種社會形態到底存在不存在。我這不是隨便上綱,因為連帶我的專業呀,我很擔憂,這么一來,中國近代歷史就得重寫,原來那個都不對了。我擔心這一重寫,我這“飯碗”就丟了,我的課就沒法教了。

今天我們要“正名”。孔老夫子不是說要“正名”嗎?現在也是要“正名”。當前有學者提出“封建”這個概念既不符合古義,也不符合西義,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都不符合。眾所周知,老一輩的學者,不僅僅是史學工作者,對這個問題早就有所思考和討論。如王亞南先生弄來弄去,最后也還是認定了中國經歷封建社會的說法。包括侯外老,他是我的老師。曾經不贊成用“封建”這個譯名概括自秦至清的中國社會形態,認為不準確,不好。但是最后還是說“就這么著了”。所以,有關封建的討論不是什么新東西、新發現、新問題,而是一個老問題。為什么最后還得叫“封建社會”,這有它的道理在里面,不能隨便把它推翻。大家知道,中國的漢語言文字,是麻煩的事。一字多音、一字多義。譬如,“識”(shi)字,在“博聞強識(zhi)”中就與“博聞強記”是等同的。“標識(zhi)”不能讀“標識”(shi),而讀“標識”(zhi)。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再如,“經濟”這個概念,本意是“經國濟世”,后來,“經濟學”所指的“經濟”意思就不一樣了。當前一些學者關于“封建”的(名實)的討論有點概念游戲的味道,費了很大功夫、精力,搜集的資料相當多,但是弄來弄去,到底意義在哪呢?因為,諸如“封建”、“識”、“經濟”等名詞本義與現在的意思不同的例子多了。比如,“書記”。民國年間的“書記”是指抄寫的人,也叫文書。再向前推,書記也還有另外的意思。這是個老詞。那么,照當前某些學者的邏輯推理,諸如“市委書記”、“省委書記”等用法便無從正確理解其內涵了。如果對當前使用的名詞逐一去“正名”,正來正去,把大家全正亂套了,正糊涂了。歷史就全亂套了,社會也全亂套了。馮天瑜先生的書我也看了,盡管未細看,但其開篇即鋪陳“封建”一詞,最后否定社會形態。其用意與結果主要在這里,不在正“封建”這兩個字。因為過去有關它的討論已經很多,觀點也很多了,已不是什么新東西。其落腳點在討論社會形態問題。在馮先生看來,“原始”是文化人類學的名詞,“封建”是政治學的概念,“資本主義”是經濟學的概念。似乎,把這些糅合在一塊,本身就不能成立,就成大雜燴了。所以,我覺得以馮先生為代表的學者對封建的概念“考論”、“辨析”,弄來弄去,不是一個單純的名詞問題,而是最后落到社會形態。這關乎封建社會形態(包括其它社會形態)能不能成立。恐怕關鍵問題在此。

秦以后的中國是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七

吳承明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封建”問題我沒有專門研究過。我是來學習的。會議提供的材料很好,我大致看了一遍,收獲不小,大開眼見。今天也主要是來聽一聽。從材料給我的印象是,封建主義是多種多樣。我們今天所講的封建主義,不一定是有明確標準的封建主義。諸如西周的封建,大家是比較清楚的。西歐的封建,也是比較清楚的。但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封建主要是采用馬克思主義的封建主義學說。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封建學說,如同馬克垚教授所指出的,前后也不是一樣的,早期和晚期也有不同。到了列寧、斯大林手里也有不同,究竟是哪一個也很難說。我想,今天所講的,秦漢以后到了明清都是封建社會,這指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不必去同西方(封建社會)作比,也沒有方法同馬克思的原教旨主義是什么來比。原教旨主義,(我們)可以從馬恩全集上找到一些,但是后來相關論述又有所變化。大概任何學說,我覺得原教旨主義都不可靠。像社會主義,我們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今天講封建主義也是有中國特色的封建主義。我想它最大的特色,一個就是宗法,或者說血緣關系。一直到明清都沒有斷了血緣關系。馬克思的封建主義好像就沒有強調這個。再一個是專制。專制,馬克思是提過了西方的情形,似乎不是像中國的那么明顯,那么的強調。在西方,教會,無論是羅馬教、天主教和新教,它們的力量很突出。中國更多強調的是社會、倫理、道德這方面的問題。我們是很注重這個東西的。你說這個人是“封建”、是“老封建”,特別是指男女關系上的,也體現在穿著上。中國歷史上“貞婦”、“節烈”、“牌坊”等,這些在西方恐怕就不是很普遍。馬克思有無提到過,我不知道。但是這個東西也很重要。我們研究問題,比如經濟,不能就經濟談經濟,必須要……。封建本來是一個社會形態,必須要從社會學方面,從民俗、倫理等各方面來看待。如此看來,我們現在所用的封建主義就跟標準的“封建主義”就有很大的不同,盡管實際上還沒有一個標準。這樣,我覺得也并不錯。因為我們寫歷史就是要根據本國的情況,詳細地寫中國社會的特點,有中國特色的東西。你叫它“封建主義”也可以,你叫它別的也可以。我倒是同意陳支平提出的,“約定成俗”罷了,大家認為從秦漢到明清是封建社會,那你就叫它封建社會,這個無所謂的。不過,我們的封建社會,是指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國特色的封建社會。你不叫它也可以。我學秦漢史是跟錢穆先生學的,他講秦漢史的時候,注重文化。他講先秦是諸子百家異彩紛呈的時代,根本就沒提過“封建”兩個字,也沒提“封建主義”。我學清史,那老師更老了,是同孟森先生學的。他就根本沒提過“封建”兩個字。但是他講董小宛,講的頭頭是道。他講的更多的是血緣、宗法關系,更多的是社會習俗的東西。孟老先生倒是社會學家,但是他沒有講過“封建”兩個字。所以用什么名詞,我看都是無所謂,大家都用了就用了。所以,有學者說我用的“封建”及“封建社會”概念一定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這也不必。這很難。標準的馬克思主義,那你就是原教旨主義學派。像現在的伊斯蘭教,毛病就出在這。

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領主制的統一性大于特殊性

“封建”名實問題學術研討會發言之八



方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

2007年10月11日上午





我就講一個小問題。我認為西歐的封建領主制跟中國的封建地主制之間,統一性要大于特殊性。主要有三點:第一點,它們的出現要有相同的生產力。因為你要交了地租后,還要能養活你的全家。只有具備這個條件,才能產生領主制,才能產生地主制。兩者產生的生產力條件是大體一致的,包括使用畜力、鐵農具等。第二點,就其經濟本質來說,都是地主占有土地和生產資料,把土地拿來讓農民耕種,換取地租。領主制也好,地主制也好,農民的剩余產品,剩余勞動都表現為地租,包括勞役地租、實物地租、貨幣地租等主要形態。這是個很重要的本質。第三點,殊途同歸。這就是馬克垚先生所講的,到了后來西歐莊園制度解體,原來的農奴和中國一樣,或者變成了小土地所有者,或者變成了自由佃農,兩者的發展是殊途同歸。由此三點,我認為中國的地主制與西歐的領主制,它的特殊性小于它的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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