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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敏里:《黑色雅典娜》的啟示
來源:讀書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6/20] 瀏覽:

馬丁•貝爾納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以下簡稱《黑色雅典娜》)是這樣一本書,這就是,它通過復興和修正一種有關希臘文化的古代模式,摧毀了或者說顛覆了一種有關希臘文化的可以說是非常主流和流行的現代模式。所復興和修正的那個古代模式貝爾納也把它稱之為黎凡特模式,而所摧毀或者說顛覆了的那個現代模式貝爾納也把它稱之為雅利安模式。這兩種模式都是關于對古代希臘文化的理解的。黎凡特模式認為古代希臘文化廣泛地受到了今天北非、西亞地區的古代文化的影響,也就是埃及文化和閃米特文化的影響,實際上在很大的層面上是這兩種文化殖民的結果,而且,這一對古代希臘文化的理解是得到絕大多數古代作家所承認和記錄的,只是進入到現代以后,由于一種歐洲種族主義文化思想的興起,才逐漸被一種新的對古代希臘文化的理解模式所取代,這就是雅利安模式。雅利安模式認為,古代希臘文化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它在本質上是來自北方大陸的雅利安人種所創造的,里面無不浸透了出自于雅利安人種所獨具的高貴的和優越的文化種族特性,它即使存在著對同時期的其他地區的民族文化的借鑒和吸收,也更多地是在改造和同化的意義上,也就是使之歸附于希臘文化自身的獨特性,變成希臘文化自己獨特的文化創造。

《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主要不是為了要重建關于希臘文化根源的古代模式,而是為了要清理支配我們關于希臘文化的認識與理解的現代模式是如何興起和逐步地取代古代模式的,因此,從第四章開始,貝爾納就將研究的重心放到了一種本質上是種族主義的現代模式在近代歐洲的興起。他告訴我們,將希臘塑造成一種獨特的文明,并且將希臘文明與其他文明對立起來,同時將希臘文明拔高成為一種獨具高貴氣質和神圣稟賦的文明,并最終將它確立為是歐洲文明的獨特源泉,這主要是近代以來以下四種力量復雜作用的結果,即,基督教反應,“進步”概念的興起,種族主義的發展,以及浪漫主義希臘主義。其中,基督教的歐洲與非基督教的異民族之間的對立自然是我們容易理解的,但這里的關鍵是基督教的新教如何將在早期基督教中同樣被視為異教文化的希臘文明爭取過來,成為自己對抗其他民族文化的有力的文化同盟。在這里,基于“進步”的觀念和種族主義、浪漫主義的因素就起了積極的作用。因為希臘文明象征著青春、活力與進步,它與年青的歐洲文明格調一致,尤其是與正處于其青春期的歐洲現代文明格調一致,這種精神氣質上的認同感拉近了歐洲文明與希臘文明之間的距離。而種族主義和浪漫主義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聯系。

貝爾納對浪漫主義的描述是富有啟發性的,它尤其會使我們意識到我們關于文化的觀念中有著何其多的浪漫主義的思想基因。貝爾納指出,浪漫主義“認為理性不足以處理生活和哲學的重要方面。浪漫主義關心的是地方和特殊的東西,而非全球和一般的東西”。而在德國在18世紀的民族身份認同的危機之中,浪漫主義得到了更為巨大的發展。“新的浪漫主義和進步的觀點認為,民族現在必須放到它的地理和歷史背景中考察。屬于土地及其民眾的種族精神根據時代精神,……來變換它的形式;但一個民族總是保持它不變的本質”。“浪漫主義不僅強調地理和民族特征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間的絕對差異,而且視活力為最高的價值”。基于這樣一種本質上是浪漫主義的對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特殊的想象,希臘人開始被視為歐洲的童年,它代表著歐洲文化未受染污的純潔的源泉,它的質樸、原始、粗糙是它精神上純潔、富有青春活力的表現。而通過溫克爾曼、歌德、席勒、洪堡以及哥廷根大學,德國浪漫主義關于希臘形象的這一特殊理解便占據了希臘學術研究的主流,成為對希臘的“科學的”理解。

幾乎所有的古典學史著作都會特別講述哥廷根大學在古典學這門學科成立上的特殊歷史地位,也會講到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沃爾夫和威廉•馮•洪堡這兩個人在創制這門學科并且宣揚一種古典學的教育理念上的重要作用,但是,貝爾納卻特別揭示了在這兩個人的古典教育理念體系中的浪漫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因素。洪堡生前寫有一份未發表的概略——《論古代研究,尤其是希臘人研究》。這個概略強調古代研究在普通教育中的中心地位,而支持這一觀點的核心的理由就是:“學習研究尚未異化的古代人會為今天創造出更好的人組成的新社會,這一研究將是教育和道德形成的中心。”貝爾納指出,這在本質上是一種精英教育的理念,它所依賴的人與人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差異與不平等是一目了然的,在它的關于古代人的純潔性的浪漫主義的修辭中所隱含的實際上是保守主義的政治目標,以應對當時正在發生民主革命的歐洲。

通過洪堡,完善的希臘人的形象被樹立起來了,而它迅速與德意志民族的在種族上的純潔性與高貴性的自我認同結合在一起,德意志民族被看成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精神上都更接近于希臘人,是雅利安種族的沒有墮落和腐化的部分。在這里,如何通過塑造一個理想的他者——另一個自我——來達到對自身的確證,如何通過對理想的希臘人的追溯來達到對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認同,如何通過對一種理想化的古人的道德想象來滲透一種本質上是保守主義的政治理念,即,對一種等級制的統治秩序的維護,就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浪漫主義和種族主義通過向古典學的滲透和與古典學的結合,就為關于希臘文化的一種現代模式奠定了基礎,這個現代模式被貝爾納稱作雅利安模式,因為,它的浪漫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內核在本質上是歐洲中心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它通過強調希臘人的種族的純粹性來強調現代歐洲文明的獨特與高貴,它將關于希臘文化的古代模式作為編造的和缺乏證據的而予以完全排斥。因此,貝爾納這樣說:“到1850年代,印歐語系和雅利安種族已成為既定‘事實’。隨著一整套種族理論和原初的雅利安發祥地位于中亞山區的概念的確立,對希臘起源的描述就被篡改了。”

《黑色雅典娜》給我們帶來多方面的啟發。其中一種啟發是人們經常會提及的,這就是,它是自薩義德的《東方學》之后的另一本重要的后殖民主義理論的代表作品,它以實證的方式為薩義德的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補充了彈藥,從而再一次擊碎了西方關于自我和作為他者的東方的虛假敘事,對歐洲中心主義和自覺與不自覺地接受歐洲中心主義文化敘事邏輯的人們不啻是當頭一記棒喝。

但是,它難道不是對一切民族的自我中心主義和一切關于自我和他者的實質上是種族主義、殖民主義乃至帝國主義的文化敘事都是當頭一記棒喝嗎?因此,在我看來,《黑色雅典娜》的啟發遠不止于它所實際針對的,亦即,針對一種有關希臘文化的現代西方古典學模式,和作為其基礎的歐洲中心主義,而是具有普遍的文化理論的意義,它更值得我們就當前正在興起的有關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的所謂“中國敘事”其背后的實際上邏輯相同的文化模式進行反思。人們在借助于實際上是來源于西方的一種后殖民主義的文化理論解構了西方話語的文化霸權的同時,難道不是也應當就一種新的文化霸權——無論它是“中國敘事”還是“中國性”——有所警惕嗎?同時,我們不是更應當通過這一反思來構想一種更具文化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富有文化交流的張力的文化理論嗎?

因此,當貝爾納就古典學的現代模式——它如何通過塑造一個精神上的絕對的他者來塑造一個精神上的絕對的自我——進行解構時,一個首先引起我們思考的文化問題就是,一個自我中心主義的文化恰恰是通過塑造一個文化上作為他者的對立物來塑造自我的,并且它通過將那個精神上的他者絕對化、特殊化而達到對精神上的自我的絕對化和特殊化,當然由此也將它們分別置于一個精神等級序列的相應的位置,建構起自我在精神世界中的統治秩序。貝爾納細致地梳理了從18世紀以來,隨著歐洲中心主義的逐漸興起,在文化上古典學者們如何通過將埃及的因素和腓尼基的因素從希臘文化中排除出去,將它們置于一個史前的和低級的文化價值序列之中,從而獲得了一個年青的、進步的和高貴的希臘新文明的。貝爾納特別指出,在這個過程之中,都不是科學的精神在起作用,而是種族主義的、浪漫主義的文化想象在發揮主要的作用。希臘人被想象為一個特殊的文化種族,它具有超然于其他民族的神圣的文化稟賦。在深受這一古典學模式影響的現代德國哲學家那里,它甚至被想象為一個獨具形而上學氣質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卻都是世俗主義的,是被卑污的猶太精神所浸透的。從而,恰如貝爾納批評將腓尼基因素從希臘字母表中最終清除出去的美國考古學家里斯•卡彭特所說的,“當談到古希臘人時,所有正常的法則和類比都被懸擱了,像判斷其他民族那樣來判斷他們,即便不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合適的。”因此,在這樣一種對自我的文化塑造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科學與理性,看到的卻恰恰是愚昧與非理性,是一場基于價值信念的“諸神之爭”,所有客觀而公允的分析與判斷都終止了。

但如果這針對歐洲中心主義和古典學的現代模式是有效的,那么,它難道不也同樣適合于某種意義上的亞洲中心主義和所謂的古典學的中國模式嗎?事實上,在當前正在興起的“中國敘事”的文化邏輯中,我們就是通過刻意地塑造一個與我們絕對異質的西方,來塑造一個本質上是地方主義的、絕對獨特的中國的。這有時候是通過想象另一個文化上的自我——例如古希臘——來實現的,但有時候卻是通過有意識地將西方他者化、將西方同樣塑造為一種地方性的文化來達到的,而無論是哪一種,最終都訴諸了對民族文化傳統與經典的無條件的接受與美化。但是,在這樣一種無批判地面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立場中,其內在的本質上是民族主義的文化邏輯不也同樣是鮮明的嗎?它已經看到了民族主義在歐洲近代的興起是如何產生了一種西方與東方的二值的文化邏輯,但是,它自身卻依然興致勃勃地活動在這一邏輯之中,而不能從根本上超越這樣一種基于自我與他者的文化想象與建構。

因此,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我們從文化上消解西方話語霸權的同時,我們是否也從文化上清除了在其背后作為支撐的種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文化邏輯?我們在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理解中,是否仍舊不能擺脫一種本質上是特殊主義的文化模式,而將我們的文化傳統以民族主義的方式設想為是獨特的、唯一的、從而是與其他一切民族文化絕對異質的?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或許擺脫了西方文化的殖民,但是,我們卻在根本上沒有擺脫殖民主義及其背后的種族主義。同時,這里所隱藏的一個巨大的文化理論上的困難就在于,當一種文化強調自身的獨特性、民族固有的特質強調到絕對和唯一的地步時,當這種文化邏輯被普遍地運用到對一切民族文化的理解上時,各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交流和彼此溝通就成為了不可能,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自身文化的那種獨特性也就成為不可理解、不可交流的神秘之物。

因此,當貝爾納通過對有關希臘文化的一種古代模式的復興揭示出隱藏于希臘文明自我之中的一系列的他者的因素(埃及的因素,閃米特的因素),這就無異于是向我們表露了這樣一個根本的文化解構理論,即,他者就在我們自身之中,我們的自我實際上是由一系列并不外在于我們的他者所構成的,而這才恰恰構成了自我與他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交流與溝通成為可能的基礎。從而,我們不應當去從外部想象一個他者和從內部想象一個自我,而是應當認識到,我們同時既是他者又是自我,我們向來就是一個他者與自我的綜合體,他者在我們自身之中,就像我們自身在他者之中一樣。這樣,關于他者與自我的形而上學的對立就消除了,關于他者與自我不可溝通、相互對立卻又千方百計想要溝通、想要消除對立的那種形而上學的認識論上的悖論也就消除了。由此,當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例如,什么是中國性時?我們就不會再去想象那樣一種純粹的形而上學的民族實體,去著力塑造那樣一種純粹的民族性,而且還是去通過塑造一個與此相對立的、因而同樣是純粹的形而上學的他者來達到這一目的。正像如同《黑色雅典娜》所揭示的,純粹的希臘性消失了,在所謂的純粹的希臘性中向來就含有非希臘性的因素,也就是他者,而恰恰是如此,才構成了所謂的希臘性。從而,他者不是不可理解的,相反,他者恰恰就在我們自我的理解當中。當然,從哲學上更深刻地來說,沒有什么比我們自己對于我們自己更是一個他者的了,他者性就在我們自身之中,從而,如果我們在原則上能夠理解我們自己,那么,我們在原則上也就能夠理解任何一個他者,因為,理解他者并不比理解自我更難,在自我之中發現一個他者,并且將它作為他者來理解,這就是對自我的真正的理解。

因此,在我看來,《黑色雅典娜》在向我們詳細地揭示了一種實際上起源于現代歐洲的對希臘文化的獨特的意識形態的塑造的同時,也就構成了對它的解構,而它的方法就在于將自我解構為他者,在自我之中發現他者,而這也就為一種普遍的文化交流與溝通創造了條件。在某種意義上,普遍性恰恰就是由于我們自身所固有的他者性,理解與溝通的基礎就在于自我在本質上是一個不斷地自我解構為他者的主體。

長期以來,我們由于對希臘文化的鐘愛,由于通過對希臘文化的獨特性和高貴性的迷戀而對自我精神的獨特性和高貴性的體認(這是通過他者塑造自我的另一種方式),從而在最開始的無意識地對希臘文化的學習和了解中,便這樣不知不覺地接受了有關希臘文化的一種特殊的理解模式,并且當作希臘文化之所以富有魅力的原因之所在。我們長期浸潤于這一理解模式中,所受到熏陶的不僅是我們具體的文化判斷,而且是關于我們自我的文化想象,我們愿意將我們的自我同樣想象為是獨特的和高貴的。這樣,我們就完全為種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文化邏輯所塑造。現在,《黑色雅典娜》教會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并且學會與這一點保持距離。

這樣,在我們對文化理解中的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有了上述的認識之后,當我們重新考察古希臘文化和我們自身的文化之間的關系時,我們需要著力加以避免的就是一種文化特殊主義的立場。也就是說,無論是對于古希臘文化還是我們自身的文化,我們都要避免那樣一種本質上是浪漫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對文化自身獨特性的想象和構造,避免將它們塑造成為一種本質上是絕對特殊的地方性的文化傳統。因為,這樣一種文化塑造不僅在實質上是對古典學的現代模式的無批判的接受,在思想深處實際上是完全受制于浪漫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文化想象的邏輯,而且還由于對普遍主義文化立場的頑固的敵視和拒絕,實際上造成了不同文化傳統彼此之間交流和理解的困難這一認識論的難題。而分析起來,這一切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在認識上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了無論是古希臘文化還是中國文化自身作為文化傳統的復雜性和內在于其中的種種作為他者的普遍性的因素,從而,在對一個作為他者的古希臘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特殊化的無批判地接受或者有意識地塑造中,也塑造了一個同樣是他者的絕對的文化自我,并且由此就將不同的文化傳統置于了難以調和的對抗之中。因此,當我們從理論上批評了根植于古典學的現代模式中的那種西方的和東方的二元論邏輯之后,難道我們仍舊能夠將這一邏輯毫無反省地接受過來,沉浸在另一種有關中國的和西方的同樣是二元論的文化敘事之中嗎?《黑色雅典娜》的深刻啟示正在于這里。

此外,當涉及到文化的民族性這個一般性的論題時,從《黑色雅典娜》中我們能夠獲得的一個同樣有益的啟示就是,承認每個民族文化傳統自身的民族性,甚至從中產生一種基于民族文化自我認同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是一回事(這是每個民族都會有的,而且是一種最正常不過的民族文化心理),但是,將這種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進一步上升,以至于將自己文化的民族性強調到獨一無二、與其他民族的文化完全沒有共通之處的地步,這卻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種自然而合理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但是,后者卻變成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在《黑色雅典娜》中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模式中不是沒有對希臘文化的自我認同,但是,否認希臘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之間的文化關聯,將希臘文化按種族主義的方式來塑造,將它塑造成為純粹而高貴的,一種上天所賜予的神秘而獨特的民族精神氣質與稟賦,這卻是現代以來才有的事。這當然是與民族主義在現代的高漲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但是卻不能不說是違背歷史真實的。因為,不僅僅是像《黑色雅典娜》一書所揭示的那樣,而且現代人類學和世界史的研究也告訴我們,人類文明史從一開始就處于各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交流的過程之中。在這方面,我們永遠不要以現代世界民族文化交流的廣泛來對比地想象古代民族文化交流的貧乏,相反,我們只能說,在古代,世界性的民族文化交流同樣是一個事實,只不過它是以長時段的民族遷移作為基礎的,而不是像我們現在這樣以頻繁而活躍的世界市場作為基礎。因此,我們到哪里去尋求民族文化的純粹性呢?這樣一種實際上是本質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尋求,或許會將我們最終帶到一只猿猴那里,而不是帶到所夢想的純潔、高貴的民族文化之魂那里。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第一卷:構造古希臘1785-1985),馬丁•貝爾納著,郝田虎、程英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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