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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 (1)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7/13] 瀏覽:

緒論:何謂中世紀

西方人歷來喜歡“三”這個數字,但誰也講不清其來歷。許多人說乃是因為西方人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體、一體三位的緣故,但誰又能否認上帝之所以是三位,乃是西方人喜歡“三”這個數字的結果呢?但無論如何,西方人喜歡“三”,這總是一個事實。他們把“三”運用于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而尤以特具自由創造精神的人文學科為最。在哲學領域,黑格爾把“三段式”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是人們熟悉的一個實例。而在歷史學中,也有這樣一種三分法,那就是把人類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古代、中世紀、近現代。

一.“中世紀”一詞的起源以及對中世紀的誤解

“中世紀”一詞在拉丁文中是Medium aevum,意即“中間的時代”,英國人把它翻譯作Middle ages,法國人把它翻譯作Moyen âge,德國人把它翻譯作Mittelalter,也都是一個意思。中世紀是“古代和近代之間的一個時代。通常,人們把它的開端確定在民族大遷徙(約375-568年),更精確地說,確定在羅馬世界帝國的崩潰(476年)。一般來說,以諸多劃時代事件為標志的從15世紀到16世紀的轉折被看作是它的終結(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占、文藝復興、1492年發現美洲、1517年宗教改革開始)。從世界觀和宗教的角度看,還可以說中世紀只是隨著18世紀的啟蒙運動才結束的;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還可以說中世紀只是到了19世紀才結束”。 但究竟該詞起源于何處,學術界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認為是意大利人文主義歷史學家比昂多(Flavio Biondo,1388-1463)最先使用的。 比昂多在其《羅馬衰亡以來的千年史》中擯棄了認為6世紀之后的歷史是羅馬史的繼續的傳統觀念,認為古代史已經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而結束,在那之后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而這一歷史時期到比昂多自己生活的時代又已經結束了。于是他把這一歷史時期稱之為“中世紀”。用“中”這個詞,不僅意味著這段歷史時期是處在古典文化和他自己那個時代的文化這兩個文化高峰之間的低谷,而且暗含著業已開始的時代將是一個永恒的時代的意思。在這里,“中世紀”一詞在文化學上所包含的貶義已是清晰可見。
與“中世紀”一詞在文化學上關系最為密切的是Renaissance(再生,中譯“文藝復興”)這個詞。該詞最先由意大利畫家、藝術史家、建筑家喬治奧•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使用。瓦薩里從藝術史的角度出發認為,藝術產生自埃及,繁榮于希臘羅馬,而自日耳曼蠻族摧毀了西羅馬帝國之后,最優秀的藝術家、雕塑家、畫家和建筑家及其作品都被埋沒在那些著名城市的廢墟之下。而狂熱的基督徒在清除異教神的過程中,又對古代藝術進行了進一步的破壞。中世紀之后15-16世紀西歐文化的高漲,則是希臘羅馬文化的“再生”。該詞的意大利原文為rinascita,瓦薩里最初只是用它來描述一種藝術現象,表述自己關于藝術發展史的一種觀點,并沒有用它來指稱一個時代。后來,法國人把該詞譯為renaissance,又進一步把它的起首字母大寫,終于成為一個時代的名稱,并為學術界廣泛接受。“再生”的前提是死亡,由此可見,在瓦薩里看來,藝術乃至文化在中世紀已經死亡,是15-16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把它重新喚醒的。中文譯為“復興”,也基本上保留了這一層含義。
從人文主義者關于這兩個時代的命名中,我們似乎已經可以感覺到“黑暗時代”這個曾經極為流行、并且至今仍為一些人所使用的術語了。具有戲劇性意味的是,該詞實為早期基督徒所首創,意指耶穌降生之前的人類時代,頗有點中國人所說的“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黑夜”的意味。但這些基督徒沒有想到,千余年之后,這個詞又被人文主義用來表述基督教取得統治地位的中世紀。據說,是意大利有“人文主義之父”稱譽的彼特拉克最先使用該詞的。彼特拉克把人類歷史劃分為兩部分: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前的時代為古代,此后直到他自己的時代為“近代”。只有古代、特別是羅馬時代才是光明的時代,值得大書特書,而“近代”則是野蠻的、黑暗的,不值一提。在此之后,人文主義的思想家們面對東方的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特別是面對重新發現的光輝燦爛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對公元6世紀以來中世紀古典文化的衰落極為不滿,把占居統治地位的基督教經院文化,特別是它的粗陋的語言風格和僵化的邏輯形式斥為“野蠻的”,相反卻十分崇尚典雅富麗的古典文風,把古人奉為權威,崇拜得五體投地。尤其是天主教會奉行文化專制、禁錮思想、扼殺異端的做法,更使他們把中世紀視為一片黑暗。然而,人文主義者的思想尚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正如羅素所說,他們只不過是“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會的威信。” 不過,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過分抬高古人,貶斥中世紀的思想傾向,在后來卻進一步得到了肯定和發展。伴隨著啟蒙主義運動對理性的高揚,對科學和民主的提倡,信仰主義的中世紀更加被斥為“野蠻的”、“專制的”、“未開化的”、“愚昧的”“黑暗時代”,而文藝復興則被看作是將人類從一個罪惡痛苦的深淵解放出來,帶進一個科學自由的光明世界的偉大時代,從此開始了現代文明。20世紀以前,這種觀點一直是學者們所奉行的主導觀念。特別是在瑞士的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這一權威著作的影響下,這種觀點更加成為廣泛流傳的成見,以致時至今日,仍有一些人還在沿襲著這一成見。對此,我們只需要舉出幾個典型例證就足以說明一切了。
18世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理性主義史學的代表吉本在其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中寫道:“在古典文學復興以前,西歐的蠻族陷于愚昧無知的黑暗深淵中,他們的土語帶有他們習俗的粗鄙和低劣意味。這些希臘和羅馬優美典雅語風的學習者,此刻卻被引入了一個光明的和科學的新世界,一個自由的社會和一個優美的古國。……一旦天空充滿著雨露,大地就會欣欣向榮,呈現一片蓬勃的生機。”
19世紀末,英國歷史學家約翰•西蒙茲在自己的著作《意大利文藝復興史》中更為明確地寫道:“在文藝復興時期突然顯示其生命力的藝術和創作、知識和書籍曾長期被埋沒在我們稱之為中世紀的死海之岸……中世紀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總之,理智處在昏睡狀態,人對于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乃是一種財富一無所知”。“文藝復興把理智從地牢中解放出來。它既發現了人的內部世界,也發現了外部世界”。 這也就是文藝復興史學權威布克哈特所說的“人的發現”和“自然的發現”。
1956年,美國學者弗里曼特勒在自己的著作《信仰的時代》中雖然承認“我們猶如坐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卻依然堅持被稱為“宗教信仰時代”的中世紀是一個“黑暗的時期”,“這段時期夾在希臘人繁榮鼎盛的年月中顯得格外無聊,齷齪,那么沉悶,毫無生機。在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兩個歷史時期中,希臘人的創造成就就如同璀璨的群星,光輝燦爛。”
在我國,由于對歐洲中世紀文明更加缺乏研究,因此,把中世紀看作是一個“黑暗時代”,把文藝復興看作是和中世紀決裂的“光明時代”的觀點,恐怕依然還是一個比較普遍流行的歷史觀念。
在此,對中世紀的貶斥和對文藝復興的贊美,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文藝復興不是表現為歷史連續發展的結果,而好象是從地下突然冒出來的。針對這種現象,恩格斯曾經尖銳地指出:“這種非歷史的觀點也表現在歷史領域中。在這里,反對中世紀殘余的斗爭限制了人們的視野。中世紀被看做是由千年來普遍野蠻狀態所引起的歷史的簡單中斷;中世紀的巨大進步――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那里一個挨著一個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紀的巨大的技術進步,這一切都沒有被人看到。這樣一來,對偉大歷史聯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產生,而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證和插圖的匯集罷了”。
本世紀中葉,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霍萊斯特在他的名著《歐洲中世紀簡史》中開篇伊始就寫道:“一個世紀以前,幾乎人人都在為中世紀憂傷扼腕。公元500年至1500年,被看成是人類進步征途中一個漫長而毫無目標的迂回時代――窮困、迷信、黯淡的一千年,將羅馬帝國黃金時代和意大利文藝復興新黃金時代分隔開來。正如1860年一位歷史名家所說,在這千年之中,人類的意識‘處于夢寐或半睡半醒狀態’,意志消沉,無所事事,缺乏獨創精神,愚昧無知的教士控制著社會。十九世紀一位‘十分注意整潔的作家’,把中世紀譴責為‘不曾沐浴的千年’,而大多數人則簡單地把它看作是‘黑暗時代’。十五世紀某一時期,黑暗終于消失了。歐洲蘇醒了,滌除了污垢,又開始了思考和創造,在中世紀漫長的間歇之后,重新踏上前進的征途”。 當然,霍萊斯特認為,這種陳腐的觀點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今的史學家再也不會相信這種勒普•凡•溫克爾式的理論了。經年累代的研究業已表明,中世紀社會仍在持續發生變化,而且變化甚大,乃至1300年的歐洲已大大不同于公元600年的歐洲了。史學家們現在認識到中世紀歐洲具有巨大的創造力,約在1500年左右,中世紀時代臨近結束時,歐洲的技術與政治和經濟的結構,已在世界上所有其它文明當中占有決定性的優勢”。
顯然,中世紀曾經被人們誤解,并且至今仍被一些人誤解。于是,就有了為中世紀正名的必要,就有了為中世紀正名的過程。

二.歷史主義的興起與中世紀的正名

中世紀是“黑暗時代”的觀點是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產物,而中世紀的正名恰恰是伴隨著對啟蒙運動某種意義上的“反動”開始的。這就是西方近代史學的一個重要思潮――歷史主義的興起。
歷史主義完全是西方近代思維的一個產物,是18世紀主要在德國興起的浪漫主義思潮的伴生物。雅克•巴爾松寫道:“浪漫主義不是僅僅反對或推翻啟蒙時代的新古典主義的‘理性’,而是力求擴大它的視野,并憑借返回一種更為寬廣的傳統――既是民族的、大眾的、中古的和原始的傳統,也是現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傳統,來彌補它的缺陷。就其整體而言,浪漫主義既珍視理性,珍視希臘羅馬的遺產,也珍視中世紀的遺產;既珍視宗教,也珍視科學;既珍視形式的嚴謹,也珍視內容的要求;既珍視現實,也珍視理想;既珍視個人,也珍視集體;既珍視秩序,也珍視自由;既珍視人,也珍視自然”。 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在歷史研究領域里的表現就是歷史主義。最初,歷史主義是作為對啟蒙運動的純理性主義的反抗而登上歷史舞臺的。在發展中,歷史主義作為一種思維方式逐漸滲透到人類精神的各個領域,取得了不同的歷史形態,起到過不同的歷史作用,因而也贏得了不同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歷史主義在其形成之初卻標志著思維方式的一場重要變革。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梅涅克在其巨著《歷史主義的形成》中指出:“歷史主義的出現……是西方思維所經歷過的最偉大的精神革命之一”。
盡管在歷史的沿革中人們對歷史主義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對它在形成之初的一些基本特征我們仍然可以作出大體上的規定。在這方面,梅涅克的觀點無疑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有益的借鑒。梅涅克認為:“歷史主義最初無非是把在從萊布尼茨到歌德逝世的偉大德意志運動中獲得的新生活原則運用到歷史生活罷了”。 接下來,梅涅克討論了歷史主義的基本特征。在他看來,“歷史主義的核心就在于用一種個性化的考察取代對歷史和人的力量的一般化考察。這并不意味著歷史主義完全排斥對人類生活的普遍合規律性和類型的探索。它甚至必須這樣作,并且把這與它關于革新的意識融合在一起”。 歷史主義反對自古以來就流行的、尤其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史學所倡導的自然法理論關于千古不變的普遍人性以及一切民族、時代和文化的理性統一性和永恒性的觀點,強調各民族、各時代的歷史和文化都因其內在機制和外在條件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獨特價值,主張具體地研究各民族、各時代的歷史和文化,從多樣化的個性中去理解歷史的統一性。對個性的這種強調導致歷史主義同樣注重發展問題。“發展的思維方式與個性化的思維方式是直接休戚相關的。在個性――無論是單個人的個性還是理性的和顯示的集體的個性――的本質中就蘊含著,它只有通過發展才能呈現出來”。 沒有個性,就談不上發展;同樣,沒有發展,也談不上個性。因此,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發展的有機聯系和連續性,反對割斷歷史,認為每個時代、每個民族都是發展的產物,都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不可缺少的環節,都有其存在的根據和必然性。對個性和發展的這種強調帶來了思維方式的變革。過去的歷史研究都把“訓世”這種實用的教育功能當作自己的首要任務,而“由于發展的思想,迄今為止支配歷史變革研究的那種被稱作實用主義的方式被克服了”。 歷史主義反對用抽象的理性原則,用理想的或今人的標準去概括和衡量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歷史,而是強調直覺和溝通,要求設身處地地感受和理解各時代、各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這就是歷史主義奉為圭臬的“移情原則”。
歷史主義的產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一般認為,在17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那里已經出現了歷史主義的因素。為了走出人類理性的迷宮,萊布尼茨提出了單子的普遍差異律和連續律。一方面,一切單子及其構成的事物之間都具有內在的質的區別,在自然中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事物;另一方面,自然界從不飛躍,從最低級的構成無生物和植物的單子直到最高級的單子上帝,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連續的系列,這個系列中的每一個單子都是直接與上帝相通的或者相連續的,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反映著整個宇宙,都具有內在的力,都是一個力的中心。萊布尼茨的這些思想對歷史主義的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最先把歷史主義態度運用于歷史研究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維科和德國思想家萊辛。維科把人類的歷史看做是一個經歷不同發展階段的有機過程,其中每一個階段都為后來階段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都具有各自的特點和價值,他們共同構成了不斷進步的歷史,因而歷史是不能割斷的。而萊辛則認為,“歷史是一個連續過程。他發展了萊布尼茨的連續性原理,并把它運用到歷史上”。 萊辛所關注的主要是宗教的歷史。在他看來,一切過去的和現在的宗教都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對任何一種宗教都不能說它是與真理相符的或者是謬誤的。它之所以與真理相符,乃是因為它反映了一定時代的人對宗教的需要;同樣,它之所以是謬誤的,乃是因為它在新的、更高的發展階段上已經不適應人類精神發展業已達到的水平。
歷史主義原則的確立必然導致對中世紀的重新評價。在這一過程中,德國史學家墨塞爾的思想占有開創性的地位。在墨塞爾看來,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產物,而民族精神又是與一個民族的地理、社會、經濟諸因素密切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就是各種社會經濟因素和這些因素對正在變動著的各個階級的影響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綜合。在《奧斯納布呂克史》這部名著中,“他把文化史方面的有關情況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放在最突出的地位,而且,他不單重視制度的研究……,而且還探索了經濟機構和政治制度之間的內在聯系”。 尤其突出的是,在啟蒙運動對中世紀的一片斥責聲中,墨塞爾卻高度贊揚中世紀,認為中世紀是“我們這個民族顯示出最大的民族自豪、最大的體力效能和自己民族獨具的偉大”的一個時期。
墨塞爾未免把中世紀過于理想化了。但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他的觀點卻撥動了歐洲人的心弦。隨著浪漫主義的深入,墨塞爾的做法竟又被進一步發展。瑞士歷史學家米勒和德國歷史學家魯登可謂是兩位激進的代表。“米勒打算通過把中世紀的道德和成就理想化這個辦法,來喚醒他的瑞士同胞不要忘記過去的光榮”。 而魯登則“把中世紀德國史上的封建主義和封建時期理想化;當德國政治在1813年以后的緊張歲月里處境危殆,德國人民也愿意傾聽頌揚過去的魅力的聲音的時候,他很受歡迎”。 魯登的觀點充分表現了那個時代德國人在浪漫學派影響下所特有的懷舊情結。在《德國人民史》一書的序言中,魯登宣稱,“忽視德國歷史的時代已經過去。一個世代以前,中世紀還象是沒有星光的黑夜。……后來那個可怕的不幸的世代才把那堵忽視和武斷的圍墻沖破。我們對自尊的需要才把我們送回到祖先那里。……我們發現的東西使我們得到愉快,從而加強了我們進一步鉆研的愿望”。
墨塞爾等人雖然矯枉過正,但畢竟喚起了歐洲學術界對中世紀歷史和文化的興趣。更何況,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被這種懷舊情結所迷惑。與墨塞爾等人差不多同時的赫爾德、黑格爾等哲學家,更多地從哲學的角度反對割斷歷史,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他們既反對啟蒙運動把中世紀看作是一種倒退,看作是社會發展中的反常的中斷的觀點,也沒有像一些浪漫學派那樣把中世紀理想化,而是把它看作是人類文化進步的一個必然的、重要的環節。他們也談到基督教對文化的限制和禁錮,但也同樣承認教會在保存和發展文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和宗教關系密切的建筑藝術和一些實用藝術在中世紀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而在中世紀晚期形成的城市、同業行會、大學等等也都和教會的庇護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在他們看來,歐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學為主要特征的文化決不是一夜之間從地下冒出來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紀的母腹中逐漸地孕育成熟的。在此之后,尤其是經過主張寫歷史應“如其實在所發生的情形一樣”的蘭克學派的不懈努力,中世紀的文化終于得以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
在現代歷史學的視野中,長達千余年之久的中世紀已不再是西方歷史上的一場可怕的夢魘。中世紀的早期的確發生了文化的衰退,但這場衰退卻決不僅僅是蠻族入侵或者基督教文化專制的結果,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古典文化自身發展的一個必然結局。而在漫長的中世紀里,基督教逐漸與蠻族融為一體,像園丁一樣小心地呵護著新生的文化嫩芽,終于使它成長為參天大樹。當然,園丁也不可避免地要求這棵樹苗按照他心目中的形象生長,于是免不了經常用暴力剪去一些不符合他要求的枝杈。但也正是這樣,才成就了中世紀乃至如今具有特色的西方文化。其實,即便是在以反中世紀著稱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代,人們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也依然是在中世紀鍛造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形態在成熟時期所進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現代西方學者艾略特有一段名言:“一個歐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實性,然而他的言談舉止卻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傳統,并且依賴于那種文化才有其意義。……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們的整個文化也將消失。接著你便不得不痛苦地從頭開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現成的新文化來。你必須等到青草長高,羊吃了青草長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必須經過若干世紀的野蠻狀態。” 以基督教信念為核心的中世紀文化的成長又何嘗不是如此。本書的目的,也就是從希臘羅馬古典文化衰落之后的蠻荒之地開始,看一看西方基督教文化這件新大衣是如何織成的。

第一章 中世紀文明的三大起源

歐洲中世紀發端于野蠻狀態下的日耳曼民族在征服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希臘化羅馬帝國基礎上所建立的一系列蠻族國家。經過一系列的文化整合運動,逐步形成了一種歐洲共有的新文明,即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在這一文明的形成中,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蠻族文化共同構成了它的三大起源。其中,基督教作為舊世界文明的繼承者和保存者,為中世紀文明奠定了最主要的根基,從而成為中世紀文明的核心。

一.古代文明的遺產

中世紀基督教文明是在古羅馬帝國的廢墟上成長起來的,而羅馬黃金時代的文化,大部分又是從古希臘文化演變而來的。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民族中,很少有某個民族像希臘人那樣,對人的自由有過如此熾烈的熱心,對人類的成就有過如此堅定的信念。他們所創造出的光輝燦爛的人文主義文化,以理性為軸心,依此研究自然、社會和人生,奠定了西方科學和哲學傳統的基礎。當然,希臘文明并非無源之水。根據古代文獻和近代考古資料的證明,希臘文明是在西亞和埃及文化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希臘字母從腓尼基字母發展而來,希臘的哲學與科學也已經由埃及人奠定了根基。東方人在具體的天文學、數學和其它一些科學技術方面,早已超過了希臘人。然而,根據亞里士多德和希羅多德的說法,只有希臘人才超越了實用和宗教的目的,提出了“為什么”的問題。對于埃及人來說,“火”只是對人的生活具有各種作用的東西,而對于希臘人而言,則要進一步追問,具有各種作用的“火”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正是在這里,希臘人的文化超過了它的先驅,表現出一種所謂“尋求邏各斯”的理性精神。希臘人的文化第一次被放在以知識為首位的基礎上,即以自由探索精神為至高無上的基礎上。思想凌駕于信仰之上,邏輯和科學凌駕于迷信之上,理性成為希臘文化的主導精神。
作為希臘文化的主導性精神理念,理性貫穿在希臘社會的整個文化生活當中。關于這一點,英國史學家詹姆斯•希爾曾說道,隨著希臘社會的進化,“人們對獨立的理性思維的依賴和對邏輯準確性的追求不斷增長,形成從神話到理性的進步。理性思想滲入了整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中……。建筑學……脫離了原始的宗教迷信范疇而發展為復雜的數學形式;雕塑擺脫了廟宇模式轉而崇尚自然主義和對稱協調;政治生活從僭主政治轉向對民主的理性嘗試;幾何學也從簡單而實用的原理基礎上向著對后世有重大影響的歐幾里得的綜合法則發展。同樣,哲學也已逾越‘智者所言’而進入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使人們依靠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去面對那未知的浩瀚宇宙” 。在希臘人看來,自然是有其規律可循的,世界具有永恒的秩序,理性正是通往知識的道路。由此發展出幾何學、算術、邏輯學、天文學、氣象學、生物學、物理學、醫學等最初的科學形態。
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希臘人靠的是人的理智,而不是神的指引。雅典人充分確立起政治民主自由的理想,他們把國家視為一個自由公民的社會團體,公民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他們肯定人們有自我管理的能力,提倡積極行使公民的義務和責任。在他們看來,國家是使人民享有美好生活的一個文明機構,由此得出理性國家或法律國家的概念。在這樣的國家里,法律不是意志的產物,而是理性思想的體現,不是強權和個人私利的結果,而是正義和社會公眾利益的體現。他們堅持只有人類理智本身才是管理權和統治權的依據。現代人關于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憲法和政府機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政府,理智的辯論,尊重個人,對人類智慧的信心等等觀念,都溯源于希臘的民主自由思想。
在人的日常道德生活中,希臘人以理性為根據,確立了精神自由或道德自由的觀念。在恥辱和榮譽、懦弱和責任、適度和過分之間,人們可以進行自由的選擇。根據理想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自主的人,這被視為自由的最高實現。希臘人不贊同沒有節制的生活,而是要使人的生活如同一件藝術品一樣和諧完美。他們把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看作四種最根本的美德,把順乎理性的生活看作是真正的道德生活。希臘人在這里表達了對個人尊嚴、個人意義、個人價值的信念,對人能夠掌握自己命運的信念。一位名叫W. H. 奧登的詩人說道:“如果從未發現古希臘文明,我們決不會像今天這樣自覺地意識到自己;換言之,不論好壞,我們決不會成為完全的人。”
希臘藝術同樣將理性運用于人類的經驗,尊崇樸素和中庸,從有序和理性角度觀察世界,將超自然的宗教觀念主題轉換成世俗的人類主題,把構成整個希臘文化特征的人文精神作為藝術的典范精神,以理性和智力來揭示美的原則,把人置于自然環境中,使人的形體成為眾目注意的焦點,由此贊頌人的高貴、尊嚴和自信之美,而希臘藝術對神的贊美也同樣是為贊美人。詩歌、戲劇與美術一樣,也是通過對人類本性的理解,來表現個體的崛起。希臘的戲劇繼承了理性的反思,悲劇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一個任命運擺布的犧牲者,而是一個思考著的人。他需要理解自身,解釋自己的行為,分析自己的感情。可以說,希臘悲劇的精華就在于,英雄人物同不可戰勝的,最終導致自身毀滅的力量奮勇抗爭。人雖然很脆弱,但那種面對壓力時毫不屈服的尊嚴、意志和勇氣,卻震撼著人的心靈。三位著名的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以及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所留下的不朽作品,至今仍是藝術史家喜聞樂道的主題。
希臘人不僅敘述歷史事件,而且還用理性思維把握歷史,解釋歷史的原因。英國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指出,希臘人十分清楚地意識到,歷史是科學,是關于人類活動的科學。希臘歷史不是傳說,而是探索,它尋求解決人們自認無知的問題的答案。希臘人的非凡貢獻在于,他們的歷史思想已經包含了我們今日稱之為歷史的各種因素。被稱為“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公元前484-424年)的作品中已經包含著理性歷史的思想。另一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年)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將理性主義經驗論運用到政治歷史的范疇中,試圖尋求隱藏在歷史事件背后的真理,并將其客觀地揭示出來。他說:“在敘事方面,我決不是先入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寫,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觀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記載的,一部分是根據我親身的經歷,一部分是根據其他目擊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這些材料的確鑿性,總是盡可能用最嚴格、最仔細的考證方法檢驗奪的。然而即使費盡了心力,真情實況也還是不容易獲得的:不同的目擊者,對于同一個事件會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因為他們或者偏袒這一邊,或者偏袒那一邊,而記憶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我這部沒有奇聞軼事的史著,恐難引人入勝。但是如果學者們想得到關于過去的正確的知識,借以預見未來(因為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未來雖然不一定就是過去的重演,但同過去總是很相似的),從而判明這部書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為了迎合人們一時的興趣,而是要作為千秋萬世的瑰寶”。 修昔底德認識到,歷史著作是理性智慧的創造,而不是詩意幻想的任意發揮。作為一位政治哲學家,他相信理性被拋棄時,國家的境況就會惡化。他在贊美民主和法律制度的同時,還深刻洞見到,民主本身隱含著一種危險,即可能出現由蠱惑民眾來攫取權力的野心家。
希臘文化的理性精神在希臘哲學中得到了最高和最為集中的體現。它追究宇宙的來源,探索萬物的真實,考問社會的正義,詰問人生的目的,表現出求知識、尚思辨、愛智慧、究真理的特性。希臘第一批哲學家,即伊奧尼亞學派的哲學家們試圖透過呈現在感官面前的雜亂無章的自然現象,去發現那不能為感官所感知、只能為理性所把握的現象背后的真實,即某種普遍的物質性本原。德謨克利特通過原子論確立了宇宙中的機械結構。畢達哥拉斯則為自然界確立了數學秩序,由感知界轉向邏輯界。愛利亞哲學家巴門尼德運用邏輯證明的理性方法,建立了第一個關于存在的本體論哲學體系,強調只有關于存在的理性認識才是真理,關于現象界即非存在的感性認識只配稱為意見。哲學所追求的正是存在和真理。一批智者思想家則通過詰問人生倫理和社會政治,開始了對人及人類社會的理性探索。一方面,他們深入思考了政治、倫理問題,培養青年人的思想修養,創立正規的世俗教育。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確立,得益于智者派。他們將理性應用到人類事務,將傳統的價值觀念置于理性的批判之下。然而,當他們通過一些極端的詭辯,使理性的運思擺脫事實的約束時,卻不免引發了一場精神危機或理性危機。蘇格拉底不滿這批智者,提出“認識你自己”,深入究問人的本質,生活的目的,道德的根據,將人類所有的信仰和行為都置于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相信理性是解決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問題――善與惡的問題的唯一指南。柏拉圖堅持認為,存在著一個獨立于我們現實生活之外的更高層次的實在,即由美、善、正義、真理之永恒的、絕對的、普遍的原則構成的“理念王國”或“形式王國”。只有通過理性才能理解這些原則,并按照這些原則行事,構成善的生活。因此,柏拉圖渴望根據普遍正確的理性原則來安排人類的政治生活,認為只有整個社會都奠定了理性基礎,蘇格拉底的重塑個人道德才會成功。人們要想過上道德的生活,就必須依照公正的和理性的國家公民原則去行動。為此,他提出了理想國的理論。不過,他關于存在一個獨立于現實世界之外的更高、更完滿的世界的思想,卻不免帶有神秘主義的性質,成為以后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神學的理論來源。希臘哲學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圖在現實世界之外存在一個獨立的理念世界,以及過分貶低感性知覺及其所把握的感性世界之內容的觀點,強調通過理性思維來把握現實世界,形成系統的知識。他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一樣,認為倫理知識和倫理生活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對于情感和欲望,只有當人能夠用理智加以適度的控制時,才能獲得幸福和美德。人類的政治事務也必須接受理性的指引,事實上,一個人只有在城邦制度中,才能過著上理性和道德的生活。這種思想可謂是對以城邦為中心的希臘文明的總結。同時,亞里士多德還創立了形式邏輯及其三段論法,為思維的規范化和科學化奠定了基礎。
隨著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入侵東方,建立起一個橫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并在被征服的地區推行希臘文化,開始了歷史上所謂的希臘化時代或者希臘主義時代。該時代一直延續到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于公元前30年征服最后一個希臘化國家埃及托勒密王朝為止。希臘化時代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東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匯。希臘傳統傳播到近東,而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伯來以及波斯的傳統,尤其是宗教信仰,則滲透到西方。封閉的城邦制地域主義為開放的世界主義所取代,相應地,也逐漸形成一種希臘化的世界性文化。正是這個共同的希臘化文化戰勝了地域、語言和種族之間的差別。作為希臘語的一種形式,柯因內語也逐漸普及到大部分地中海地區,希臘語成了共同的語言。
在這個時代,規模最大、最能表現希臘化時代特點的城市,是亞歷山大大帝建于公元前4世紀的亞歷山大里亞城。它是當時無可匹敵的商業中心和文化中心,來自地中海、非洲東部、阿拉伯、印度等地區的貨物在各個市場上流通,大批詩人、哲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等被吸引到這座世界性都市。可以說,17世紀前科學史上最光輝的時代就是希臘化文明時代。這也是第一個偉大的科學時代,出現了有“希臘化時代的哥白尼”之稱的天文學家亞里斯塔克,數學家希伯庫斯和歐幾里德,解剖醫學家赫羅菲魯斯,生理學家厄拉西斯拉圖,物理學家阿基米德,地理學家埃拉托斯特涅斯,以及應用科學家希倫等,他們都活躍在亞歷山大里亞城,使這座城市放射出科學的光芒,展現了人類理性探尋自然的偉大力量。
希臘化時代的文學藝術較之希臘遜色,但在歷史領域也出現了一位杰出的史學作家,即波里比烏斯(公元前200-118年)。他效法修昔底德,努力尋求關于歷史的理性解釋,根據目擊者的解釋,審查材料的來源,力求達到客觀性和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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